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
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一八四〇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至少，远不如公元一五00年后的世界历史对我们更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还会让我们从上到下都潜移默化地陶醉于中国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权谋术。
某种程度上，权谋术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核心主线。对一个人的自我境界来说，最大的满足可能确实是赢得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权力太有快感了。但是，这种对个人的自我实现，恰恰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最大伤害。权谋术是人治的核心逻辑，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逻辑，甚至是法治的阻碍，因为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将权谋术的适用范围缩小到最小。而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从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来特别强调集体的表面之下，绝大部分个人都是“破坏性”的个人主义者:我们都希望别人遵守我们为他们定的规矩，但是，我们自己都不想遵守规矩，特别是别人订的规矩--有权力的人尤其如此。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官场的各种乱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人民也不傻:既然有权力的人都不守规矩，那我们平民百姓又何必守规矩呢?因此，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只要不守规矩没有代价，那我们就不要守规矩
于是乎，在看起来似乎特别强调集体的中国，一遇到需要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作出选择的时候，许多人，甚至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个人利益。这背后的缘由是，我们所谓的“集体主义”几乎都全部是强权驱使的结果。而一旦没有强权的驱使，而且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时候，我们没有个人自觉根基的集体主义便会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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