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相信一点，环境和时代造就人。我出生和成长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时代与环境，造就了我现在50岁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观点立场。
我出生在1973年，我成长的大社会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国家正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之际。我成长的物质环境还是颇为清贫的，但整个的社会氛围却是充满斗志，超英赶美，敢教日月换新天，讲究的是个人要为国家做奉献，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充满一种激昂的、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我出生在城市知识分子家庭，要说穷，那肯定算不上，一日三餐温饱还是没有问题。但要说富裕，那比现在的小康生活还远远达不到。那时候的粮食供应依然完全受控。一个人一月几斤米，几斤面，几斤油，几斤肉，完全是定量供应。
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直接的经济条件差异是非常微小的，大家都穷，就算是高级干部和普通工人，农民之间收入差距也不会有多大。因为都穷，所以也没有贫富的巨大差距和极端对立，当时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只是革命工作内容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有一种甘贫乐道的意识，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更加和谐。
依稀记得，那时候一个月父母的收入加起来，能有六七十块钱。当时的家庭基本上不会给孩子们买什么零食糖果，这些东西都是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出现。
关于过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一到春节我就会生病。原因主要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各种各样好吃的，那时候的过年感觉好幸福，和现在的这种过年氛围，简直是天差地别。那个时候对孩子们来说，一年到头盼着的就是过年过春节。
到了春节年关，家里的桌上才会多了肉菜，过除夕，一家人团圆，桌上的主菜，鸡鸭鱼肉自不必说，平时难得一见的蒜苔炒肉也终于能够看到。花生瓜子，糖果饼干自然也有。
一年就吃这么一次，孩子们那真是胡吃海塞，虽然幸福不已，但却难免兴奋之余，饮食过度，肠胃不调，感冒发烧，肠胃病也就在所难免。所以过一次年节，一定会生一场大病。
在那个时代，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初起，在城市更是执行的严格。我母亲是高校教师，父亲是企业工程师，国家的单位自然执行的更为严格。我妹妹出生在1979年，自那之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严，在城市中一家二胎的情况几乎绝迹。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妹妹开玩笑说她是幸运逃生的一批。
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生们最崇敬的人是科学家，专家学者，解放军战士，运动员世界冠军。劳动者最光荣，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是我们心中的楷模。
我们成长年代的价值观和现在差异颇大，所以我面对当前的社会流行趋势往往难以接受。追星，追什么星，一帮男不男女不女，下三滥的社会渣滓而已，偷税漏税少不了他们，花边丑闻更是司空见惯，取不义之财，败社会之风。
社会上还有那么多圈子，贵圈很乱，无论是娱乐圈，还是影视圈，网红圈，还是足球圈，腐败圈。全民娱乐时代，这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是一种心灵的折磨。没办法，实在是看不惯。说起像湖南卫视这样的网红娱乐台，我们是一脸的不屑。什么玩意儿，一帮误人子弟，破坏社会风气之流。
那个时候是六天工作制，一周只有一天休息。工作也很辛苦，因为体力活多，自动化机械化水平低。
但那个时候的人，工作更愉快更和谐。那时候单位同事之间都是同志关系，社会关系简单淳朴，不会像现在这么复杂，这么多的内部斗争和卷卷。所以那个时候人，也许肉体上很辛苦，但心灵上很超脱。而现在的职场人，人人都很累，但往往累的不是体力，累的主要是心。
我是在一个大体上均贫富的时代长大的，所以对于目前社会上贫富的差异和对立始终难以接受，对于那些勤劳致富的人，我们无话可说，我们还要为他们点赞。可是对于那些通过关系，通过不正之风，通过侵吞资产，通过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而发财暴富的人则深恶痛绝。
有人说我们老了，说我们和社会脱节了，说我们偏激，说我们眼红别人挣的多，我并不觉得如此。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从大到老，讲的都是这个理，勤劳致富，多劳多得，靠真本事吃饭，靠贡献社会谋生。这就是我不变的社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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