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降落到映泉村时,并未同时把信号传达至公交站边一处不起眼的平房。小平房低矮、破败,像一团被踩过无数遍的棉花,黑而潮湿。在到处高楼的大环境下,平房像是扭扭捏捏的小媳妇,什么都不敢声张。大约是许久不沾人的气息,连屋檐也恹恹然长出了草,地上苔藓一层层加厚,爬上砖与砖的缝隙,在别人忽略的地方,闪闪发亮,大约是它们不懈的追求。
这是曾经的医疗站。至少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表明,那个曾经精神矍铄的乡村医生会再次开启它,然后进到里面,像以前一样,端坐在那里,问诊、疗伤。
乡村诊所虽然狭小,可是整洁不染尘埃,单是那白色的桌布,洁净的台面,还有后面银白色的水龙头,靠墙的架子内,堆得整整齐齐的药品分门别类,俨然大医院作派。
那个时候,早晨的清梦从来都是被打碎的,人们从村里各个角落冒出来,敲响了他家吱呀作响的木门,随着一声狗吠,他已训练有素地起来,拉亮橘黄色的灯,咕哝着:“就来了。”他趿着拖鞋,用手胡乱抹一把脸,胡须上还残留着牙膏的泡沫,眼睛里的血丝像是一团欲点燃的火,随之他有条不紊地说:“什么症状?”
不待细说,他已窸窸窣窣地随病人赶往那个疹所,钥匙插入孔内,房间里弥漫的药味被拘束久了,一下子欢快地溢出来。
曾经,我也是被冬天寒气眷顾的的“宠儿”,咳嗽感冒最是家常便饭。开始时被父亲带去过几次,后来就完全熟门熟路的了。母亲说:“你自己去吧。”于是我在一个冬天里数次造访,在那里接受针疼痛的安慰,锥形细玻璃管注入,随后再注入药粉的小瓶。乡村医生姓郑,我在等待被针亲密接触时,会听到几种声音,有玻璃瓶晃在空中以混药粉的水流声。水在呐喊,在齐聚,在蓄势待发,从我的臂部刺入,往往那个时候,有人敲门进来,我正被药水酸胀味侵袭,又不敢咬牙,也不敢哼哼,生怕因肌肉紧张而发生意外。听说,本村一个男孩就是因为“咬牙切齿”而让针头断裂在体内,因此而去了大医院拔除。现在医院越来越多,分化越多,望着这间越来越破旧的房子,像是有种约定一般。
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可以绕过小房子旁边的乡村大礼堂,看到那条曲折的小路,往南一路前行,往第一个篱笆墙望去,大约能看到这位乡村医生。篱笆墙还在,可路已经由原先的泥路变成了水泥路,白晃晃的,崭新,连楼房也拔高了,修整一新。楼前栽种着几盆月季,一架葡萄下,三棵蜀葵吹着紫红的喇叭,像是在庆贺主人的安逸。
如今,乡村医生摘下了医生的光环,跟平常农民没什么两样。也下地种点菜,浇浇水,只是他家的地像药品一样码得光洁,宛如对待当年的药一般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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