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氏作为满清王朝的宗法象征,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最后的二百六十八年里从奋起直入、所向披靡到回光返照,夕阳垂暮,无不向人昭示着一个伟大王朝的厚积薄发与盛世凄凉。
这就好比是醇亲王奕譞命人仿制的周代欹器的运作原理——“谦受益,满招损”,致使大清被外虏剥去湉然安静,国泰民安的外衣后,袒露出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内脏。
大清的金戈铁马终不及外虏的枪支炮火,天朝从鸦片战争起便风雨飘摇,江河日下,而在甲午海战后,这一局面更加覆水难收,清政府从此陷入内忧外患,如履薄冰的泥潭之中。
“城上神威炮千斤,枉资剧冠挫我军。后来无道终许汝,致远深沉第一勋。”光绪二十年,中日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溃不成军,邓世昌光荣殉国,时任大清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写著此诗,并亲书《御赐碑文》,誉为“炳千古而竹帛流光”。
光绪二十一年春,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偿白银等屈辱条款,这就如《六国论》中所言“以地事秦,如抱薪救火”,终是亡羊补牢。而后康有为、梁启超便举着“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旗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春末夏初,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开始变法图强。不料维新变法仅仅只持续了一百零三天,便在慈禧等人的“推波助澜”、越俎代庖下功亏一篑,化为灰烬,这使得封建历史在那一刻起承转合,使得封建与资本再度血腥交手,也使得同光中兴走向穷途末路。
维新变法,在重重阻碍中曲折实施,在短暂春天后寂寞凋零,这个中艰辛正是我所想去探索与挖掘的。因此当我读完《光绪传》一书后,对中国历史上这次著名的变法有了自己的认知与感悟。
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仿佛看到了大清外强中干的本质,便加剧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这一举动,强烈地冲击了我国的封建自然经济,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在甲午战争后,一度掀起的“实业救国,设厂自救”的爱国主义潮以及疲软无力的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为我国的经济注入了新鲜的顽强的血液,也为维新变法提供了较为稳固的物质基础。
而饮鸩止渴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就在政治上宣告了抵抗派与主和派掀开了自相残杀的态势。主和派一贯先私仇后国家之急,这将会造成“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的后果。于是光绪帝统帅下的抵抗派便成了风雨如晦的政治格局中唯一的一点星光。变法运动迫在眉睫,纵使大水冲了龙王庙,也不能阻挡浩浩荡荡的改革潮流。
在军事方面,已不仅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了,毕竟洋务运动下北洋舰队的脆弱性证明了器物层面的西学西用是不够的,于是要振兴大清必须富国强兵,这在光绪帝构建的近代蓝图中也诚有体现。从“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到陆续积极探求西方崛起之奥秘,从《四洲志》到《强学报》,在波谲云诡的局势下,光绪帝的审时度势,选贤举能,并巧取他山之石,无疑不对维新变法轰轰烈烈的开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纵观近代中国,有一种人既功不可没又万恶不赦,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让中华文化面向世界,博采众长;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搬运工与助推手。他们便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传教士。在维新变法前后,传教士带来的西域文化或多或少给了资产阶级维新派一些灵感与启迪。光绪帝本身也热衷于与《瀛台泣血记》的作者德龄女官探讨英语等学科知识。这样一来,在变法运动时,光绪帝积极赞成出国留学活动,使得能人志士深刻了解到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纷繁错杂,并且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为富国图强创造了一批学识渊博的才干。
诚然,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家的卓识和胆识,这浩瀚风云的维新变法是不能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光绪帝以卓越的政治远见与谦虚谨慎的态度,吸纳了“书生上书”中的精英分子,并且凭着救国图存、驱除鞑虏的信心励精图治,积极变法,始终处于一种重建伟业的状态。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以国任为己任的大丈夫精神也值得我们去尊敬。虽然变法最终在摇篮中被扼杀,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家的觉醒,兴许湮灭的浓雾会将清王朝直接吞噬。
然而,改革家从命悬一线的政治纷争中探索出的维新变法运动,其发展是曲折的,前途是萧条的。从经济方面看,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便背上了沉重的赔款负担,各类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将清王朝一步一步送入难以辗转的深渊。当西方国家对中国这块肥肉蠢蠢欲动时,后知后觉的清政府连工业革命的神秘面纱都没有揭开。军事力量的脆弱,技术力量的落差,使得中国没有能力组建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军队,这也无法保障维新变法运动时的军事供给。加上当时西方经济侵略加剧,自然经济被迫逐步解体,举国上下民不聊生,米珠薪桂的局面无法控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威胁,整个国家的经济状态已是一番尴尬至极的场面。
从《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清政府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上受到的欺凌与压迫已足以使得清政府面临投降与斗争的两难境地。封建主义君主专制思想的根深蒂固,让统治者始终对这一体制抱有最后的幻想,但随着西方大炮的不断深入,“家天下”的格局将最终破产。
对于封建文化的墨守成规,将民主共和的思想认为是天方夜谭,对文化的建设只停留在对教育的改革层次,没有真正认识到封建教条下腐朽文化对历史发展的阻碍与打击,也成了维新变法最终失败的一个致命硬伤。康有为借助周礼的力量写著《孔子改制考》,企图为变法开辟一条正统的思想之路。然而穿上西服的孔子并没有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
真正让变法成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个悲凉境地的应该是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慈禧为巩固其“女皇”的地位,机关算尽,“呕心沥血”。先是立年仅四岁的载湉为帝,垂帘听政,摆布朝廷,而后步步为营,逐渐掌控整个政权,使得大清燃烧成为一片地狱火海。在国家存亡之际,慈禧依旧对其“女皇”的位置垂涎欲滴,不惜屈辱议和,不惜打压亲侄子光绪帝和他手下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来证明她拥有的是实权,而光绪帝不过是听人摆布的傀儡而已。
维新变法,这一在黄昏落日下觉醒的思想,就像是图泽大清的最后一滴灵露,来不及将国家拯救出水深火热就匆匆蒸发。在封建腐朽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硬性脊梁是无法撼动两千多年来庞大正统的封建势力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正因为如此,凝聚无数人心愿的,从国难中孕育出来的维新变法运动,也最终只能拉上它本不该拉上的帷幕。而等待着大清的,最后将是移走的黎明,长久的黑暗。
此后一百多年,中国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的洗礼,逐渐成长为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当我缅怀历史时,我能够聆听到华夏成熟时历经艰难曲折的声音,炎黄大地不堪重负时仍坚持不懈的声音。这些在战火中繁衍的精神亦是在国运中不竭的动力,在变法中透射的光辉亦能在今日社会给予我们丰富的启迪。
维新变法虽然在曲折发展中消亡毁灭,但它奉献给社会的经验价值却是珍贵而且永恒的。维新变法只有一次,但是它带给我的感悟却不止一次。时间是无法磨灭深沉的记忆的,就像维新变法,是永远不会在时光里销声匿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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