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豪放与婉约

我的豪放与婉约

十几年前一个夏日的午后，我躺在自家小院树荫下的木板床上看《格林童话》，看着看着便睡着了。醒来时，老爸手栽的月季花瓣飘得满身都是，书也掉落在地上。风儿轻吹在脸上，抬头望见东墙角樱树吐出了嫩红的果实，周围一片宁静， 仿佛置身于绿野仙林之中，一时胸中万语千言澎湃而来，却无以形容这份静美。

后来我读到一句唐诗“自在飞花轻似梦”，感觉这分明就是对我当时的感觉最为走心的描述，当时就惊得好几天说不出话来。年轻的心感觉到了却说不出来，不想一千多年前早有人心怀同感，为什么他能表达得这样淋漓尽致？原来他们都是饱读诗书旧文士。在我们眼里，他们吟诵下来的诗句，很好地替今天肤泛的我们对美的感受作了恰如其分的补救。

再后来，读到晏氏父子的词时有什么“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当时只道是寻常”；读到秦少游的“桃源望断无觅处”；看到李易安的《漱玉词》，读她南渡后的《金石录后序》字字血泪；一直看到纳兰性德的《纳兰词》，凄美而近于哀怨，看后心酸哽噎，令人不忍卒读。乃知美之深之切者，当历尽沧海桑田后言有所指，非经大挫折罹大变幻者不能道。

但婉约毕竟不能当饭吃，豪放派要站出来反对，说起豪放派，必要提一提苏轼与辛弃疾，他们与他们前代的韩愈柳宗元都搞过古文运动一类的事，声援“文章当合为世而作”，反对那些浮靡沉沦于事无补的婉约派，认为不合先王正道，实为古人所鄙弃的郑卫之音，照这势头下去，是要亡国灭种的。

他们还举例说，看五代这些作品，都是些酬唱、宫体，充斥着哀乐荒淫，他们这五个朝代数十年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如走马观花，都不长久，其原因正是这些文学不良风气给造成的，所以我们必须打倒他们。于是追溯经典，要求改革文风，“唯陈言之务去”。

但是，后来的他们或因“八司马案”被贬、或因鉴迎佛骨被贬、或因新旧党争被贬。

这其中的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后的作品才显出他的纯正之气；韩愈言过其实，其心不纯，虽有佳作，但文笔聱牙，还喜欢玩文字游戏，借着给权贵撰写碑文收取润笔费，精于文人雅贿，这恐怕不是一个正统文人应该做的，与其所尊的圣贤之道颇有出入，终于被贬潮州，郁不得志；苏轼在乌台诗案后被带枷流放时，还在高呼“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这恐怕也不符合苏轼在世人心中的形象，但在忠君至上的宋王朝，他就是那么一个人。黄州路上，菜色苦寒，一本陶诗伴终身；辛弃疾戎马半生，大志未遂，终落得“漫将万卷平戎策，换取农家种树书”的凄凉晚景，尽管如此，他们的确在做事，文以载道，言之有物，较徜徉于花间赋梅的婉约派务实的多。

直到晚清，西方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清大门，我们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思想，历史终究在轮回，于是梁启超、陈独秀等人也像唐宋的韩柳苏辛一样发起了新文化运动。

后来胡适、鲁迅这些留洋归来的学者崭露头角，接受了新思潮，极力抵制花边文学，鸳鸯蝴蝶派，视张恨水，梁实秋，张资平，张爱玲等人为帮闲文人，流派也不外乎豪放与婉约，但他们都是从研究朴学开始的，有底子。

那么，他们做的是否有些极端了呢？因倡导新文学而彻底否定道德伦理，认为这是吃人的东西，彻底否定了过去。说起这事，这里来一段小插曲，当年诗人北岛鼓动知青们在北京大城楼前绝食抗议，他自己却偷偷跑了去吃饭。文人雅士的勾当，我想不仅仅北岛学到了精髓，监守自盗的事古往今来不在少数，尤其是道貌岸然的文人君子，胡鲁也作古诗词，其水平不低，及至近体新诗，效法西方的拜伦，普希金。

然而，在那个时代，从今天我们的角度看来，他们被称为大师，但从他们的文字上看，从故纸堆里走出来接受西学诗文体，未免斧痕穿凿之嫌。

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入，西方文学的冲击，以至1990年代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把我们自己的东西逐渐给冲垮了，整个中华文化几乎被彻底西化，那么，如果今天要找寻中华文化留下的影子，我觉得台湾稍微还有所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