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个全才，诗词歌赋，书画佛道，吃喝玩乐，无一不精，又在朝廷沉浮，既反对王安石新法，也反对司马光守旧，既有官运亨通之日，亦有乌台诗案险些命丧牢狱之时。这种传奇起伏的剧情和本身大才的属性满足了中国老百姓对高层文人的所有角色想象。
所以，如果选一个最受中国人欢迎的古人才子，非东坡居士莫属。
而苏轼在宋词上的极高成就，其实与他本人的个性有关。
宋词发展到苏轼时期，经由高层晏殊，欧阳修等文采斐然的大家打磨，越来越精致可人；而底层则由“奉旨填词柳三变”进行了大量的体式改革，发展了长调慢词，这是因为柳永不但是满腹文采的白衣卿相，更是一位音乐家。他将词牌从原来的小令加长，变得更适合叙事，完成了和诗歌类似的“赋比兴”文学手法的改造，使这个从唐时下层官妓演唱的曲子词，经历过南唐李后主等人在感情上的演变，终于具备了完整的表现能力，有了能够与诗家争鸣的基础。
但是，有了基础不代表就被接受。文学大家如欧阳修，领导了宋初古文运动，将文风，诗风都祛除了晚唐五代的靡丽颓废之风，引入了积极向上的正轨，却对词这种文体袖手不管。高层文人也写词，甚至写得美轮美奂，可是在出自己的集子的时候，词这种东西是不能收进去与诗相提并论的。诗在这个时期已经在庙堂之上担负了讽谏和明志的作用，堪称风雅。而词在他们眼里只是下了班喝个花酒的时候临时兴起填的小玩意，有什么好在意的？
苏轼就出场了。从传说和作品来看，苏轼在那个时代应该算得上一个观念比较平等的人，既修道，又念佛，既居庙堂之高，又谪江湖之远。丰富的阅历，佛道思想的加持，豁达带一点乐观的天性，决定了他看东西的高度。这种高度体现在对词的态度上，在当时来说，无异于逆天而行。他喜欢写词，看见什么些什么，也不太在意格律，天地万物，只要在某个点打动了他，即可入词。
他在词史上的成就远远不止开创了豪放派这么简单，相对于他写的婉约词来说，他那些豪气冲天的词不过十分之一罢了，不过就这十分之一，也是天下词人不敢为。苏轼以平等的心态，极大地拓宽了词这种文体能够书写的题材，不再局限于前人的闺阁情怀，羁旅别怨，不再只有情丝缠绵悱恻，也能顾念天下苍生。一种文学体裁，当它的表现对象无所不包的时候，自然气象万千。词牌从苏轼起，不再是那种小家子气，歌女演唱的宴乐作品，甚至慢慢脱离了演唱，和诗一样成为吟诵体。
诗词者，格式为工，内容为王。柳永和周邦彦做的是格式和写法的改革和发扬，而苏轼做的是内容上的无限拓宽。所以，中国词史三巨头中，最重要的非东坡先生莫属。
而后来的辛弃疾则更好的融会贯通了苏轼的豪放派与婉约派，集大成地创造了宋词艺术上的高峰。
但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的文人大部分对苏轼的这种词的变革是持否定态度的。特别是苏轼朋友的女儿，专门在《词论》中指出：“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读不齐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
这意思是，这老头啊，学问是好的，可写出词来，就像写诗没控制好字数，一些长短句而已，还不靠谱……
这个女子，就是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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