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个场景，当你在公共场合遇险，不管是在马路上摔倒，甚至于更危险的情况，你该怎么求救？
事实上，在美国确实发生过震惊全国的一个事件，甚至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克尤公园里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全国也为之感到震惊。
这起谋杀案备受关注的原因跟凶手、受害者或其谋杀手段均没有关系。
吉娣·格罗维斯是位年轻的酒吧经理，于凌晨3点回家途中被陌生男子莫斯雷刺死。
使这起谋杀案成为重大新闻的原因是，整个过程历时半小时：莫斯雷刺中她，离开几分钟后折回来再次刺中她，再离开，又回头刺她。
在此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叫声和看到她被刺中的情形，但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上流血也没有人帮助她，甚至没有人给警察打电话（不过是在她死后有人打了）。
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典型证据。
但两位生活在该市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毕博·拉塔内却另有看法，他们认为用社会心理学知识来分析的话，也许38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还有其他人在看，这就是他们无动于衷的原因。
几周之后，经过周密的筹划和精心的准备，他们终于启动了一项针对旁观者在不同环境下应急反应的调查。
在研究中，纽约大学修习心理学入门课程的72名学生参与了这项未加说明的实验，并将之列入课程计划之内。
达利、拉塔内或研究助手对每位参与者说：该项实验主要是针对都市大学生个人问题的讨论。
讨论分为2人组、3人组或6人组，为降低暴露个人问题时的尴尬程度，他们将被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按安排好的顺序通过对讲机发言。
不管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假定是与另外的1人或2人或5人谈话（在事实上他所听到的任何声音都是录音机上播出来的），第一个说话者总是一位男生（这些录音来自理查德·尼斯贝特，当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目前为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他谈到了适应纽约生活及学习的难处，并承认在压力的作用下，他常表现为半癫痫状态。
第二轮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言语结巴，呼吸急促，前言不搭后语地叫：“哎呀，我的老毛病又要犯了！”接着开始憋气并呼救：“我快要死了……哎哟……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他大喘一阵，一点声音也没了。
在认为只有自己与癫痫病者对话的被试中，85%的人甚至在病人还没有“休克”之前即冲出工作间报告。
而在认为其他4人也听到病人发作的受试者中，只有31%的人采取行动。
达利和拉塔内终于对克尤公园里发生的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于是管它叫“旁观者效应”。
正如他们所假设的，正是由于在紧急状态下有其他目击者在场，才使旁观者无动于衷。他们解释道：“更多地存在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而不是存在于他的‘病态’性格中。”
达利和拉塔内的实验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也激发起人们的类似实验，大量的实验都证明，旁观者数量越大，旁观者效应越明显。
所以，当你遇险而周围又是有人的时候，要记住，向其中的某个人呼救，而不是没有任何指向性的。
因为大家会觉得总有人会帮你吧，问题是几乎每个人都这么想，结果很大可能就是没人真的伸出援手。
这不是人性之恶，而是你不懂得善用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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