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稀记得，下了公交车，还要走过几个拐角，才能到那个偏僻的小巷。无人问津的报栏依旧张贴着最新一期的报纸，毛色发黄的土狗在老旧的健身器材中间穿梭，餐馆的老板一边擦着桌子，一边大声揽客。
在吵吵嚷嚷的卖菜声中，在餐馆嘈杂的粤方言交谈声中，忽然爆发出一个响亮的声音：“哥！”
于是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那个黑发里夹杂着银丝的婆婆和她牵着的孩子身上。我有些难堪。谁也不知道平时温声和气说话的外婆，为何独独在这栋小楼房面前，能爆发出这样高分贝的喊声。我抬头看了一眼45度仰着头凝望楼上的外婆和在她面庞上跳跃着的阳光，心里祈祷那些疑惑的视线早些移开。
外婆对周围的视线浑然不觉，扯着嗓子用尽气力继续喊：
“哥！！”
不知道站了多久，也不知道喊了几句，楼上阳台的栅栏那儿才悠闲地探出一个脑袋，看到我们——准确来说，是看到外婆后，才又缩了回去。接着传来哒哒的下楼声、生锈的锁被打开的隆隆声，终于，满头白发的舅公笑眯眯地出现在门口。
“上楼，上楼！”楼梯级很高，舅公却走得很稳当，昏暗的暖黄色灯光透出来，依稀可见是屋内的一片狼藉。
“把客厅的窗子开开么，哥！”外婆催促道。
“坏了坏了，太久不开！开阳台的不好么？”
“哥，你们单位送来的购物卡我替你收了，这是折了的现金，给你。”好不容易找了张旧木椅子坐下，外婆开始切入正题。
“你叫他们不要再送这东西啊，我不收。都是退休的人了，送我们东西不是浪费国家的钱嘛，单位领导要是把资金用来送我们东西，会遭处分的呀。”舅公絮絮叨叨地说，“反正，我也用不着呀。”
“这是给退休老同志节日慰问的，”外婆解释道，“体现组织上的关心嘛，是合法的，不要担心啊。”
“不行不行，无缘无故来的钱，我不能拿！”舅公义正辞严地拒绝，用一只满是皱纹的手把外婆递来的现金推回去。
“你不收那我收了呀，这钱是我给你的，行不行？”外婆把钱放在桌子上，拍了拍，“反正你拿着。”
几乎每年外婆都要和舅公单位的负责人见几次面，舅公简陋的屋子里连电话都没有装，领导上门带来的慰问礼物他也不收，只能每次由外婆当中间人，不厌其烦地给舅公解释退休工资补贴的合法性，想方设法地帮助他维持粗茶淡饭的生活。
舅公和很多人一样，走过文革那段布满荆棘的山路。“你舅公以前不是这样糊涂的啊，”讲起他，外婆嘴里总会溢出一声悠长的叹息， “他以前头脑可好用了，搞科研嘛，获了个大奖，奖金没发下来，文革就开始了，奖了几本精致的《毛泽东选集》。没想到被不学无术的人妒忌，写他大字报，说他是“白专典型”，还拉上去批斗了，又打又骂……后来啊，他的世界就停在那个年代了。”
灰暗的社会、扭曲的人性让舅公无数次摔倒，跌出了无法抹去的伤痕。他害怕这个光鲜亮丽的世界，商场里的流行音乐、安静有序的医院、银行明亮的柜台窗口都让他无数次地想要逃离。
他曾被这个世界无情地拒绝过，也再也不能接受这个新的世界。他的老世界与这个新时代无时无刻不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交锋，世界将他包围，而在他的战线里，从来都只有外婆一个人。
舅公不喜欢过春节，甚至不喜欢任何热闹喜庆的节日。没有妻子、无儿无女的他害怕看见别人一家欢聚的场景，害怕那些孩童脸上洋溢的欢欣。逢年过节，他就将自己锁在那栋低矮的楼房里。
也许是懂得他的执拗，外婆从不勉强叫他到家里来过节，却会在每个大年三十做好年夜饭的第一时间，指挥我：“你把这个鱼、那个猪手装到保温盒里去，待会我带给你舅公！”
“我也去！”
“你在家里待一会罢，别去了，反正，你去了，他也不一定认识你。”外婆慈祥地摸了摸我的头发，拎上大包小包的年货和菜，摇摇摆摆地走出了门。
这样的场景，每一年都在重复上演。终于有一年，外婆脚伤了，连续一个星期没能下楼。“我还是给他送去吧。”她收拾着饭盒，试探地问。
“不，您不许去，晚些我给舅舅送去。”妈妈对她下了“禁令”，外公和爸爸也极力劝阻她出门。“得了，你去他肯定不会开门。”外婆闷闷地嘟囔着坐了回去。
除了外婆，也许真的没有人可以走进他的世界。
未曾想，妈妈刚准备出门，门铃却响了起来。“谁啊，这时候来？”妈妈急急忙忙地开了门，“舅舅？！”
“哥！你怎么来了？”外婆从椅子上站起来，忍着疼挪到门前，“阿榕正打算给你送东西过去呢。”
“你们饭做完了没有？我来帮帮忙么！” 舅公挠了挠头，翘起的嘴角牵着皱纹，那笑容却像孩子一般。仿佛不知什么东西，缓缓地，抚平了他前半生的岁月褶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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