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

儿子出生后不久的一天夜里，我正在市三高家属院母亲的家里。“呯、呯、呯”，忽然，我听见有人在叩门，拉开门一看，面前站着一位矍铄的老人。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整整洁洁的，右手拄着一根拐杖。这不是我的爷爷吗？我正待开口，爷爷伸出右手，递给我一个信封样的包，也不言语，转向就向楼下走去。我赶紧追了过去，但见爷爷已坐上一辆机动三轮车，拐杖一指，便头也不回地走了，而开车的居然是我老家的同爷。

我惊醒了，这原来是一个梦。

“这是爷爷来看他的重孙子了。”我自言自语。

我不迷信，但相信亲人间感应的存在。

我旋开了台灯，披衣坐起，凝神放在桌上的爷爷的遗像。他老人家二目明亮，正慈祥地对我微笑着。

我慢慢地拉开了窗帘，遥望那远在天边的星星，默默地为他老人家祈祷，思绪也正弥漫开来，回想起跟着爷爷生活的日日夜夜－－那些难忘的岁月。

我是不到三岁就被送回爷爷、奶奶身边生活的。妈妈生下我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时期。妈妈生性耿直，说了一些当时一位“大走资派”的好话，又不肯低头认错，就被无情地打成反革命，关进了“军管会”，整天挨批，还要游街。后来，妈妈就疯了……提起妈妈的不幸，我就会伤感，一位才华横溢的报社编辑就这样给毁了，政治这东西呀！不想再说了。父亲还要工作，没有办法，就把我送回了老家－－临汝县杨楼乡下水大队王小寨村。

童年的时候，因为身体弱，我发烧感冒的次数就比较多，爷爷带我去看病的情景就非常深刻了。我只要一不舒服，爷爷就立刻带我去看医生，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刮大风下大雨，也从无耽误片刻，就更没有熬的事情了。小毛病就去找同村的来福叔或者是要子老爷，吃几顿药还不好的就去找临村孙家渠的范医生或者是下水村的连医生，因为他俩是我们大队正规的医生。他们看病的时候，都要打开一个一模一样的红木箱，箱子的一面印着一个白色的圆圈，圆圈的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十”符号。我想这就是医生的代表了。我们去医生家时，爷爷通常背着我去，路途远的，他就用架子车拉着我，车子上还要铺上褥子，天寒的时候，就让我盖上被子。药取回后，爷爷就把药片研碎成面，然后，让我就着糖水服下。因为药苦，有时我不愿吃，爷爷会变得很严厉，冲我瞪眼，我只好乖乖地忍着把药喝下。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睡在爷爷的脚头，冬天被窝凉，爷爷就先睡，用腿把被窝蹚几遍，就不再那么冰冷了，然后才让我钻进被窝。我总把爷爷的双脚抱在怀里，然后才温馨地进入梦乡。

爷爷是个爱整洁的人。家境贫寒，我们全家的衣着极其简朴，每个人都没有象样的衣服，都是打着补丁的兰粗布，但爷爷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收拾得利利落落。他的发须也要定时去修整，并且几乎每次都要到离家五里多的杨楼街去找一位姓杨的师傅。杨师傅是一位白白胖胖的中年人，一个常带着笑脸和气的人。一次，我问爷爷为啥总让他理发，爷爷只简单地说：“他理得好呀！”

爷爷种庄稼讲究精耕细作，甚至追求外在的美观。他常常是吃过早饭就扛着家伙什下地了。翻地的时候，人家翻一遍，爷爷总要翻两遍；平地的时候，地里的土疙瘩总是打得很碎、很小；他搂的隔子总是笔直，不容半点歪斜，隔子中间的田地整饰地尽量平整。爷爷告诉我：“地要平整，以后好浇地，浇得均匀。”

爷爷点玉米、种花生、种红薯等庄稼，喜欢株与株之间间距稍大些，不爱稠密地聚集在一起。爷爷说间距大，庄稼才能长得壮，结的果实大。我年龄稍长以后，一次笑着对爷爷说：“爷爷，间距大了，棵数就少了。”爷爷当时没有言语，我知道爷爷凡做事爱美观的个性。当禾苗长出之后，爷爷伺弄得就更精心了。剔苗、锄草、上肥、浇地、松土，像养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有道是人勤地不懒，爷爷种的庄稼大都长势喜人，个头大，看起来也整齐美观。乡亲们也常夸爷爷勤快，爷爷总是捋着自己的胡须乐得合不拢嘴。

在农村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生产队的劳力都要听敲钟上下工，生产队根据工时给每个人记工分。分粮食主要按每家累积的工分，工分多粮食就分得多，工分少粮食就分得少，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分配粮食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按人头分，但那是次要的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母亲的下放，我们姊妹六个陆陆续续回到爷爷、奶奶身边。我们全家九口人，但算得上劳力的也只有爷爷一人了，爷爷当时已经六十岁了，维持这样一个大家庭的生活难度可想而知。因为我家工分挣得少，所以每次分得的粮食就少，每年都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尤其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要出现断粮的情况。爷爷只好向乡亲们借，小则一碗，中则1升，大则1斗，乡亲们都很纯朴，唯恐给得少了，都是盛得满得不能再满了，形成一个尖尖的锥，并且用手拍得磁实些。每当我看到这些，幼小的心灵就要震动，时间长了，耳濡目染，都深深地影响着我的思想和行为，在我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无论在哪里，实实在在做人，认认真真做事都习以为常了。我永远也忘不了家乡那些好心人，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就很难渡过那些艰苦的岁月。

我们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奶奶就给我们赶制用碎布片拼成的小书包，爷爷领着我们报到去。早上催我们起床，中午等我们回来吃饭，晚上接我们回家睡觉，遇到猝不及防的下雨天，就及时给我们送去雨具和胶鞋。他视我们姊妹六个为他的宝，甘心情愿地为我们服务。我们也都很争气，每个人几乎每半年都要拿一张奖状回来，自豪地缴给爷爷，爷爷非常高兴，捋着胡子看了又看，还把它们整整齐齐地贴在屋里的墙上。左邻右舍来我们家串门，看到满墙鲜艳的奖状，常夸我们是好孩子，爷爷听在耳里，美在心头，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当时我就不解，爷爷为什么那么高兴？现在，我做了父亲，有了自己的儿子，才有所理解，因为我们是他老人家的希望，可我知道，在对家庭的身心投入上，我还不及爷爷呀！爷爷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也是教育我的子侄们，要他（她）们发扬这种爱家传统，尊敬长辈，关心兄弟姊妹，为我们这个家族的兴旺发达贡献正能量。

爷爷身材中等，大约一米七吧，偏瘦，但比较精干，年轻时当过村保长，话不多，脾气却比较躁，敢做敢当，有义气。听说我曾祖父就是绿林豪杰，常带领乡亲们守护村里的寨墙，抗击匪患，可惜我没见过曾祖父，但从爷爷的身上我能看到他老人家的影子。爷爷就是我们家的守护神，他不让我们姊妹六个受一点委屈，有时甚至护短，他是把其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他的子孙身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记得有一次，我的哥哥因走小路被三队的队长撞见了，那个队长野蛮地打了哥哥，我爷爷知道后，火冒三丈，就找那个队长理论，话不投机，就大吵了起来。最后两人双双并排躺在大街上，要求对方用石头砸死自己。当时爷爷已经60多岁了，他是用老命在维护着这个家的尊严呀！他就像一匹傲岸的披鬃大马，警惕在我们周围。

1986年夏天，为了学业，我只好离开爷爷回到了许昌。老家也只剩下爷爷一人了，第二年，父亲便把爷爷接到许昌。初到城市，没有了农活，爷爷就感觉浑身不自在，总想着回去，那怎么能行呢？爷爷便在家门口前闲置的荒地上开了一片菜地，精心伺弄着，一年四季种着一些时令的熟莱:春天的韭莱，夏天的豆角和西红柿，秋天的菠莱，冬天的大白莱。菜下来的时候，爷爷热情把莱送给家属院里的人们，临居们夸爷爷能干，勤快，爷爷捋着山羊胡子又乐了。

一九九一年，父亲得了脑血栓去郑州住院，我陪护父亲。一个月回来后，临居大娘说:“王校长(我父亲)去郑州看病期间，您爷每天傍晚都站在家门囗向东边张望，盼着你父亲病好回来，他是挂心呀！”我岂非不知，我们在老家上学那些年，我们放学回来，多少次看见老人家站在东村口张望的身影呀！

自从父亲有病以后，经常要吃许多种药，大大小小的药瓶排在桌上，爷爷的笑容比以往少了许多，低头想事的时候多了。有时他对我说:"您大现在的身体是药在喂着呢。"

1992年，我大专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心情也不好，爷爷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常常劝我多出去走走看看，我明白爷爷的意思，出去闯自已的世界。

……

最后，我写一首诗献给爷爷，以寄托我对爷爷的思念和敬爱。

汝水秀南岸，禾苗何青青。春风一老者，荷锄垄上行。开怀竹骨露，二目何炯炯，家有四瓦房，子孤孙辈众，孙辈都有谁？二女四男童。家贫无辍学，教尔志不穷，人老刀不老，常山赵子龙。晨兴理荒秽，夜摇纺织声。通理晓大义，爱憎泾渭明。子孙满天下，爷爷第一功。每逢家祭日，敢不告乃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