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春的3月，我从组织干事调任连队指导员的第一年，再次回到老家重庆市城口县。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虽然是个地地道道东北生、东北长的人，但由于我父亲是重庆人后来读军校分配到东北的，所以子随父姓，我的这个老家也按理该是重庆城口县。
随着这几年“抖音”文化席卷，重庆以其颇有魔幻主义的山城特色成了“网红城市”，所以每次我休假回老家，同事们都会打趣羡慕道我这段时间又要吃得好、玩得好了。其实他们不知道，我老家县城离重庆城区还有6个小时路程，着实是个又远又小的穷县。远到什么程度呢？我的一个重庆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他们重庆总公司的领导都不愿意到城口方向检查，因为别的方向半天就回家了，而被派往城口县的则要两天来回，这还是得益于前几年新修了高速路，不然路途更难。这个县城又很小，连我这个一年只回来一次的游子走在外面都经常碰到认识的人，零星的几条主要街道，虽然来往车辆不多，但在数得过来的十字路口行人都很遵守红绿灯，仿佛要把其他小路巷弄里的交通规则都一股脑都用在这了。
在部队工作，大家有一个共识，往往驻扎边远的独立单位最招人羡慕，原因无二，独立的管理，独立的伙食，独立的生活，一切皆因名副其实的“边远”，使得应接不暇的上级精神、颐指气使的钦差大使以及无孔不入的领导触角鞭长莫及。春节期间解放军报报道了一个偏远哨所时隔多年终于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于这个皆大欢喜的节日里用上了长明电，在春节这个节骨眼上，这篇报道的价值除了装点节日外，也说明了边远单位的艰苦所在，但我猜，在信息时代里纵使连电力供应都成难题，依然不影响这些地方成为大家口口相传的“好差事”。
老百姓常讲“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形容在监管失效失察的条件下容易促成的一种局面，即“阎王不在，小鬼当家”，用毛主席的诗来讲就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鬼怪舞翩跹。”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自然是要反。但事物总有其多元发展性，像城口一般身处深山险阻，在高速路普及之前进出城皆是远途的情况下，也可能发展为另一种情况，秉持中国百姓特有的乐观主义精神，坐山守山、持门望关，并由此滋养出一股子分驰于“反”的精神，即寄情于“安”的小邦情怀。
前几年，康师傅泡面有个广告词“就是这个味”，配上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五月天乐队”代言，言下之意是对准年轻的味。当下多元时代中，很多城口年轻人不愿意回县城工作，除了进出城路途遥远外，更在于山城生活吃的是腊味，玩的是土味，就是不合年轻的味，较量于西餐日料、耐克阿迪，以乡土风情见长的县城在拉锯中失去引力自是当然。不过，在可能上数百年的岁月烟尘里，这小小一根腊肠老辈子们品的可是津津有味。我经过浅显的思考得出一种设想，是否因为过去拥有的越少，便珍惜的越多，所以在城口，亲戚族谱才显得那么尊严而亲切，腊肉腊肠才吃那么别有味道，这方寸小城内的土味才显得那么有人情味。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描绘了画地为牢的囚徒困境，是为不切实际之虚妄而付出代价的悲剧，奥威尔在《1984》中说“人类中有两种选择，一是自由，二是幸福。对大多数人来讲，幸福比自由重要。”预言在真空之下的精神毁灭。现实与理论差异之处，往往在于人性的温情会融化理性的寒冰，在苛刻的外部条件下，选择认真珍惜、拥抱幸福的同时，其实也就获得了“自我选择”之自由，这也是现实生活让人着迷之处。拥抱生活的精神光芒竟能穿越地域和时光，时至今日，我觉得城口是我到过的地方之中，低头专心玩手机的人最少的，在此刻的下午时光，咖啡厅窗外望去的红军广场上，嬢嬢（阿姨）们还在载歌载舞，边上靠着树坐着一群群老百姓，有人在带娃，有人在放风筝，更多人可能只是出来找个地方消磨时光，聊天、摆龙门阵；城口人也是我所见过的人群中，最乐于呼亲唤友相聚一堂的，一个烤火炉，一桌家乡菜，七姑八婶，家长里短。是呀！既然拥有了真实的生活和情感，还不满足的苦苦奢求些什么呢？
普洛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自怨自艾的总是自诩冒险家的人，因为不审视现在、拥抱现在的永远不会满足，青年哲学家周濂在《正义的可能》中环顾试问“至于谁能摆脱奥威尔，谁能摆脱赫胥黎，谁又能同时摆脱他们俩，只有天知道。”看似终极的叩问，谜底也许就在人们朴实乐观的不经意间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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