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这两套书，《中国文化常识课》和《中国文化通识课》，迫不及待地把每一本都匆匆翻了一遍——确实是翻，还没来得及细读。
当时脑子里就涌现出两个字：大与小。
“大”，是指作者。每本书的作者，都是大名鼎鼎，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看文化课的这五位作者，哲学课冯友兰，美学课朱光潜，小说课王安忆，写作课汪曾祺，文化课余秋雨，每一位都是大家。
常识课的八位作者也是这样，哲学课胡适，文化课王力，绘画课陈师曾，国学课曹伯韩，历史课吕思勉，文学课郑振铎，建筑课林徽因，书法课潘伯鹰。
有的名字也不太熟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专业领域吧。
“小”，是指书的开本和篇幅。
每本书更像一本小册子，只比手机稍宽一点，厚薄也差不多，装在口袋里正合适。
篇幅短小精悍，每本5万余字，围绕一个主题，精选作者的课稿或文章。
单论篇幅，一会儿就看完了。但真想掌握全书的精髓，还是要下一点功夫的。
不过大家就是大家，只言片语，也能让人茅塞顿开。
前段时间与文友争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是因果。
我以为不是，这只是人们心中的一个美好愿望，理由是：善与恶，没有统一的标准。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自古至今没有一以贯之的标准，天南地北没有一致认可的准则。
同一个人，有人认为是善，有人认为是恶；有时候认为是善，过段时间又会认为是恶。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不胜枚举。到底应该给他怎样的回报呢？
但是，对于为啥存在不一样的善恶标准，我一直没想明白。
这次随手翻到冯友兰哲学课中的一段， 犹如被先生“提壶灌顶”，一下子开窍了。
本来无所谓善恶，都是人的天然需求的外在表现。
因为人的需求有冲突，所以要在社会上寻求尽可能大的公约数。能包在公约数之内的，称之为善，不能的，称为恶。
也就是说，善与恶，就看满足需求的行为能否被社会所接受。
举个例子。我小的时候，一件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排行在后的很少能穿到新的，都是拾哥姐的旧衣服。
如果谁在衣服没有变成抹布之前就扔掉，那就是败家子，恶，要遭谴责的。
而现在，有几人是把衣服穿破了再扔？相反是鼓励消费，因为消费是拉动经济的内在动力。
仅仅几十年，仅这一件小事，善恶的标准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这个公约数的大小，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不同，能够满足需求的范围不同，人们对于善恶的把握也不同。
困扰多时的疑惑一下子解开了，这也是读书的乐趣吧。开卷有益，诚哉斯言。
这套小册子可以说是大家小书，小而美，大而精，非常适合随时随地阅读。装一册在口袋里，说一定什么时候，就被智慧的结晶撞了一下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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