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承认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想法,但我不知道那些想法究竟来自哪里。是“人本善”还是“人本恶”我说不清楚,但我似乎不那么善良,做什么都想占先,比如洗脸、洗衣服之类的事情我就是这样。
尽管我家就住在池塘边,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但一盆洗脸水要洗几个人。因为那时候没有香皂更没有洗面奶,洗脸都要用热水,大概是嫌烧水太麻烦吧,一大盆水解决全家人的洗脸问题。对此我倒没有觉得什么不对,这大概是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习惯吧。
只是每到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站在脸盆旁边,我先洗完才让他们洗,至于谁第二洗我一概不管,是妈妈、哥哥还是妹妹,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每次都是奶奶最后洗的,她洗完之后要收拾脸盆和毛巾。
洗衣服也是一样,一家人的衣服放在一个大盆里,在妈妈往盆里倒水的时候我就守在旁边了,等她洗完我的衣服我才会离开。至于肥皂洗过的衣服清晰就不用担心了,妈妈是会将它们放在池塘里用棒槌将肥皂水一槌一槌地挤掉,并放在清水里摆干净的。
我知道奶奶的谦让是她对我们的爱,仿佛她爱我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她让我们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至于我是不是要爱她我几乎没有想过。
《朱湖》不过,这不等于我就是自由散漫地长大的,我是接受过教育的。书上说的话我相信,歌里唱的词我也相信,毛主席说的话我更相信。
比如书上说“太阳就是毛主席”,我为此就以为太阳是人可以到达的地方,认为毛主席就住在那个神圣的地方,我对太阳向往了很久。
又比如说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就以为那些纸做漫画刘少奇、孔老二、林彪都是反动派。
我家到处都是毛主席像章,大表姐攒了好多,她用几个手帕正反面别得满满的,她把这些放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箱子里,我每次看到她精心地摆弄着这些像章就非常羡慕,脑海里时常想着她的箱子,想着这些像章,仿佛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我不知道大表姐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的毛主席像章,我真的有点崇拜她。
《朱湖》我上学的第一课便是《毛主席万岁》,一点都不撒谎,我真的以为毛主席一定要活一万岁的,我以为等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和我都死了毛主席还是活着的,而且只要他活着,天下就永远太平。
1976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刚好和外婆在表舅爷家作客,表舅爷收完鱼回来魂不守舍地念到:“我的爹爹,怎么得了,毛主席死了!”我突然觉得有某种阴谋:这怎么可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回到家里就知道,这居然是真的!全大队开会给毛主席开追悼会,会场一遍又一遍奏着哀乐,全场的人戴着黑纱给主席台上的毛主席像鞠躬,他们抖动着肩膀,哭得悲天悲地的,气氛一片肃杀。只有几个小学生哭不出来,他们怯生生地环顾周边的大人们,大气都不敢出。
我接受的教育不仅仅是这些,我小学一年级的成绩单上写的是“刻苦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我就以为小学课本就算“马列毛主席著作”了,因为我除了课本和字典就没有读过其他的书,老师肯定不知道我在家读字典的事,字典肯定不属于“马列毛主席著作”,那就只能是课本了。
《朱湖》是的,我妈是当过老师,但除了跟着她认识了一些字,听她叽里咕噜说过什么“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万事不求人”、“扶弱不扶强”之类的话,对于课本上的知识或是平时宣传队唱的歌是什么意思,妈妈从来是闭口不谈的。
当然,我家里是有《毛主席语录》的,红色封面,跟字典差不多大也差不多厚,但我真的没有读过,妈妈似乎也没有读过,妈妈平常会看一些报纸,那本语录仿佛就是家里的一个时尚的摆件。
从这点上看,我觉得自己对毛主席的崇拜颇有一些虚伪,我崇拜的是“毛主席”这个图腾般、神一样的形象,对他的“思想”摆着家里却熟视无睹。关键是,我心里几乎从来没有那个“太阳就是毛主席”的毛主席跟家里的“毛主席语录”联系在一起过。
小队里开会的时候,如果谁犯了什么小错误是要惩罚背毛主席语录的,我看大家背的好像都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也有人很认真,开会都带着《毛主席语录》,但认真的人一般是不会犯错误的,而且那几个经常带着语录开会的人根本就不认识字。
老实讲,虽然老师给我写了那样的评语,他们好像都没有要求我读过那些“著作”,也不曾考过我。老师们看起来似乎也没有那么认真,他们在意的是我的算术题和汉字拼音,我的作文是不是能写成句。
我有时觉得在这点上,老师和妈妈比我还虚伪,特别是我后来知道什么是马列毛主席著作后更觉得他们虚伪。他们仿佛一边在应付形势,一边在给我们教他们自己的一套。总之,让我感觉有些混乱,麻烦的是,我发现自己居然在偷偷地喜欢他们的虚伪。
《朱湖》但世界的对我来说最混乱的不是教材、歌词和“刻苦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更严重的是,在我五岁的就时候家里就发生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爸爸变成了反革命,妈妈变成了反革命家属,我们兄妹三人变成了反革命子女。
“革命”?“反革命”?怎么这么高深啊?我怎么一点没有看出来爸爸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呢?妈妈也被小队里的女社员从学校拉回来,她不能在学校教书了,她也变成了坏人,我也是坏人?
我在家里洗脸、洗衣服总是抢先的事情在我看来是有点坏,这是我最心虚的地方,我时常怀疑自己“人之初”性不善,但这跟“革命”有什么关系呢?那哥哥和妹妹呢,他们又是为什么呢?
我是带着“反革命子女”的身份上学的,经常会有同学对着我大声叫着“反革命子女”、“地主崽子”,可老师偏偏给我戴上了红领巾,特别是班主任汤均南老师和语文老师王桂兰,他们总是护着我。
在我们朱湖这块土地上,人们是充满了激情的。学校绝对不是一个安静的地方,除了上课,很多时间在搞文艺宣传,唱歌、跳舞歌颂毛主席,还要参加大队的批斗会,还要给老师写大字报。
有一天校长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号召全校同学写批评王桂兰老师和任学饶老师的大字报,原因是他们每人在学校食堂偷吃了一个红薯。
《朱湖》真的太混乱了好吗,老师在食堂吃一个红薯就算是偷?不知怎么的,我看见校长那副摸样,他一本正经地批评两位老师偷吃红薯的样子,他涨红着脸,几乎在拼命强调那个“偷”字,因为太过用力,显得十分滑稽。
说实在的,如果长成大人就如此滑稽我情愿永远不要长大,如果当了校长就如此丑陋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要当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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