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收听广播、收音机是童年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通过电波传出的声音曾经夸张的欢愉着小小的心灵，充实了我们的童年时代。
一路走来，有广播的陪伴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是幸福的，至今我不知道声音的背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让这帮小孩儿牵牵挂挂到这种地步，也许是因为那里有自己的一份向往，一份可以依赖的东西。
“哒嘀哒，哒嘀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那时候，小喇叭节目是我们的最爱，“小叮当”的歌谣每个人都会唱,“鸡蛋皮小帽白光光，橘子皮是我的红衣裳，辣椒做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咔咔响”......伴随着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孙悟空打败了精细鬼、伶俐虫和牛魔王斗法；美丽的人鱼公主变成了泡沫；海娃机智的给八路军送鸡毛信……收音机前的我们沉浸在故事情节里，或喜或愁，懵懂的辨识着正与邪，善与恶。
因为母亲那时在广播站工作，对于广播，我有着更深厚的感情。
不管是城里还是乡下，每家或房梁或门后，悬一个黑色的匣子，也有更简易的像个盘子一样的纸壳喇叭，一个拉线开关。家家户户的广播用铁丝连起来，直通到广播站。在乡下，广播从某种意义上也充当了乡亲们作息的报时器。早起的母亲一边开启着猪圈门，一边叫醒贪睡的娃娃，还不赶紧起床，广播都响了！或是收拾起一天的劳碌，打着哈欠说上一句，歇着吧，广播都停了。
小城的广播站并不自己制作节目，母亲那时的工作就是转播省台的新闻，然后在新闻联播之后，放上一段戏曲的磁带（那种播音室专用的卧式录放机，不知现在是不是进了博物馆），隔三差五播报一个会议的通知就是所有的播音工作了，每晚在妈妈身边收听到的半个小时戏曲唱段，是我对于地方戏剧种、唱腔、流派的最初认知。母亲的这份工作在当时是足以让人羡慕的，你想，这么多的戏曲磁带，想听啥就听啥，这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有一次，我去幼儿园接小妹，妹妹的老师谭阿姨很亲切的和我打着招呼，而且还把她又软又白的手放在我的肩头，阿姨跟你说个事呗，谭阿姨欲言又止，似乎在考虑该不该讲，我仰起脸专注的看着她，不知道阿姨会有什么事情问到我，谭阿姨漂亮的眼睛就像月牙儿，微微俯下点身子和气的笑着，就是，你看，能不能回去跟妈妈说一下，播完新闻，放一下《卷席筒》好不好，我爸爸想听。噢，就这呀，我点点头答应了。
回家后，我跟妈妈说，谭阿姨的爸爸想听《卷席筒》呢，今天晚上就放《卷席筒》好不好，妈愣了一下，没有做声，只是说，做作业去吧。那天晚上我满腹心事，平时新闻没有播完作业就做完了，可那天一直磨蹭到播音结束，直到广播里传出来海连池那苍凉而又略带诙谐的唱腔，“小仓娃我离了登封小县......”我才放心的收拾书包上床睡觉。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怂恿母亲“以权谋私”。
而今，母亲早已退休在家，广播、收音机这些心灵玩伴也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更为迅捷而直接，然而多彩的、高清晰的画面与声音的冲击，带给我们的却是饱腻般的疲惫与困乏，人们被许多东西诱惑着，已经无暇顾及心灵最深处的那份感动了．不经意间回首，记忆里的声音依然在遥远的地方播放，让我怀想，如巷口的一株树，如旧日的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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