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希腊人

用历史术语说就是这样: “当所有种族、气候、经济、政治条件以理想比率存在，或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以近乎理想的状态和比率存在时，一种高级文明形式才会看似自发地喷薄而出。”总之，每一个早期文明中心总是缺乏某种必要的成功元素。公元前五世纪，完美均衡的奇迹出现在希腊，但维持的时间不长。说来也怪，奇迹未发生在本土上，而是发生在爱琴海对面的殖民地。

从亚洲向欧洲引进的商品和观念的主要登陆点，就在小亚细亚西岸一个被称为爱奥尼亚的带状地区。距离特洛伊战争几百年前，从大陆来的希腊部落征服了这块长九十英里、宽只有几英里的狭长山地，建立了好几个殖民城镇，其中最著名的有以弗所、福西亚、厄立特利亚、米利都。就是在这些城镇里，成功的条件终于以完美的比率呈现，促使文明达到如此的高度——在历史上即使是有时被持平，却还从未被超越。

古希腊人从未有过清规戒律限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因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信条”，没有苛严的教理，没有一帮职业祭司倚靠世俗的断头台来强制执行它们，这个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就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重塑宗教思想和伦理观念。

他们是“智慧的倾慕者”，但从不对现实视而不见，知道生活的秘密只存在于生活者中，“为智慧而智慧”就跟“为艺术而艺术”或为吃而吃一样危险。

虽说他把希腊人的世界扯个稀巴烂，把碎片单个儿拿起来研究，虽说他对大多数人自古以来就信以为真的事情表示怀疑，但他仍旧能寿终正寝，至少我们未看到任何记录指责他散布异端邪说。

一个名叫狄奥菲特斯的祭司，同时又是人口稠密郊区的行政长官，促成了一项法律的通过，那就是“立即打击那些不信现存宗教或对神圣事物坚持自己看法的人”。根据这条法律，阿那克萨哥拉被投进监狱。不过，最终城市开明的一面占了上风，他在交了一小笔罚金后被允许出狱，移居小亚细亚的兰普萨科斯，在公元前428年，于德高望重的耄耋之年辞世。这一案例表明对科学理论实施官方压制收效甚微。阿那克萨哥拉虽说被迫离开雅典，但他的思想留下来了，两个世纪后引起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注意，并被后者用作自己许多科学推断的基础。

只要说起这个世界没啥变化，说起雅典人不见得比后人心胸更开阔，苏格拉底的名字就会作为希腊人不厚道的例子被拽进辩论中。但如今通过对这个案子的详细研究，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了，这位才华横溢却惹人讨厌的街头演说家的生涯漫长而不受干扰，这本身就是对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思想自由气氛的一个直接称颂。

苏格拉底在漫长的一生中（他被处死时已年逾七十）都在试图告诉周围人他们在浪费机会，他们的生活空虚而浅薄，他们把太多的时间花在虚无的快乐和过眼烟云的胜利上，他们总是为了寥寥数小时的虚荣和自我满足把伟大神秘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天赋糟蹋掉。

他对人类的高贵命运深信不疑，不惜打破所有古老哲学的桎梏，甚至比普罗泰哥拉走得更远。后者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苏格拉底则宣扬“人类无形的良知是（应该是）万物的终极尺度，命运不是神而是人自己塑造的”。

苏格拉底在决定他命运的法官（精确地说共有五百人，由他的敌人精心挑选出来的，其中还有能读会写的人）面前发表的演说，不论是对同情他的，还是反感他的听众来说都极为轻松愉快而通情达理。

“世上没有人，”这位哲学家争辩道，“有权利告诉别人该信什么，或剥夺别人按自己心愿思考的权利，”他继续道，“一个人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所做的一切无需得到朋友的赞同，他无需有钱，有家庭，甚至无需有住的地方。但是，不对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因此，人们应该有机会完全自由地、不受当局干扰地探讨所有问题。”

“做不到，”他叫道，“只要我的良心还在，只要我内心那个小声音还在命令我继续告诉人们通往理性的真正道路，我就抓住我碰到的每一个人，把我心中所想的告诉他，不管我会遇到什么后果。”到这个分上，人们别无他法，只能判他死刑。

苏格拉底有三十天的缓期。一年一度去得洛斯岛朝圣的圣船还未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这期间不能行刑。在整整的一个月中老人安静地呆在囚室里，尽力完善自己的逻辑体系。他有多次机会逃走，但都拒绝了。他活够了，已完成自己的使命。他累了，已做好离世的准备。直到死刑的前一刻，他还在跟朋友聊天，试图传授他所坚持的真理，要求他们把心思从物质世界转向精神世界。然后他饮下毒鸩，睡在卧榻上，用长眠来结束以后的辩论。他的门徒因害怕公众的愤怒，觉得最好停止以前的活动。这段时间持续并不长。结果一切都那么风平浪静，他们又返回故里，重操公开讲学的旧业，在那位老哲学家死去十几年后，他的学说反而比过去更普及流行。

在他们追求完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由于过分热心而陷入荒谬的极端，令人感到遗憾，但那也是人性使然。不过，柏拉图是所有古代教师中唯一一个为追求纯粹的完美世界而宣扬不宽容教义的人。

态度改变的原因不难理解，苏格拉底毕竟生活在人群里，柏拉图则不食人间烟火，远远地逃离这个丑恶、不愉快的世界，躲入自己的白日梦里。他比谁都清楚他的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完全没有。无论在现实还是在想象里，独立小城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央集权的时代开始了，整个希腊半岛很快并入辽阔的马其顿帝国，该帝国从马里查河岸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岸。

有人说罗马人抱有这种高高在上的宽容态度是因为哥罗西人也罢，卡帕多西亚人也罢，以及其他生活在拉丁姆之外的野蛮部落也罢，他们都不放在眼里。或许有道理，我不知道。但事实是五百年来，一种几乎完全的宗教宽容政策在广袤的欧、亚、非洲开化和半开化地区严格地执行着，罗马人开发了一项治国之策，以最小的摩擦产生最大的实效。

罗马的身心都在这项不可能做到的工作上消耗殆尽：以一城之力统领整个世界。可怕的事发生了。所有人活得腻味了，失去了生活热情。

只有一件事可以给人带来慰藉，那就是对神秘而无形事物的冥思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