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有罪》的作者特雷弗在高中时，曾被称为“小卖部男孩”。
他所在的桑德林汉姆高中有白人小孩、黑人小孩、有色人种小孩、印度小孩、甚至还有不少中国小孩。
他们虽在同在一个学校，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还是会根据肤色来分组。
特雷弗作为一个特殊的有色人种，哪一个小团体都无法完全融合进去，但是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因为学校没有餐厅，只有一个小卖部，大家只能在小卖部买午饭，然后自由活动。
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能早点买上午饭，这样就会有更长的时间来自由活动。
如果去晚了，没有时间玩了不说，好吃的东西也都卖光了。
特雷弗跑得快，总是先跑到。后来很多人找他从小卖部带吃的，付给他“代购费”。
因为找他的人太多，特雷弗又制定了新的规则，每天只代购五份，“价高者得”。
如果哪个孩子开出的价足够高，他还可以把午饭送到指定的地点。
通过这种方式，特雷弗不仅交到了各种各样的朋友，顺利地融入了各个小圈子，还赚到了属于自己的零花钱，悟到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逐步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
从特雷弗制定的规则里面，我们还能够看到：他很自然地运用了“成本和效益”的理念，比较出何种方法成本最小，但收益最佳。
而这些从“创造者”角度获得的经验和感悟，在学校的书本里，是学不到的。
另一方面，因为这些经验和感悟来自亲身经历，印象往往比较深刻，这对一个人后期行动力和思考力的提高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还听说过另外一个犹太母亲教育孩子，培养孩子成才的故事。
他们的家庭原来居住在上海，后来移居到以色列。大儿子14岁，二儿子13岁，小女儿11岁。
这位母亲以卖春卷为生，刚开始也是秉承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再苦不能苦孩子。
孩子们也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心安理得。
后来因为邻居的一句话，孩子们开始主动参与家庭事务，帮助母亲分担经济开支，其中包括售卖母亲制作的春卷。
孩子们先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约合人民币0.6元）的价钱从母亲那里批发，带到学校后，再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自由支配。
三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截然不同。
小女儿最实在，按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售。二儿子则以40雅戈洛的单价批发给学校餐厅，餐厅每天让他送100个春卷。
大儿子则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讲座的噱头就在于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卷，但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结果总收入1500雅戈洛。
后来，他们琢磨出了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但学业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不难看到，犹太人的教育方式也是放手让孩子去做。只要安全，合法，孩子能早去经历的就让他们去经历，去锻炼。
我们国内的教育着重于学习，学生要以学习为己任。
国情不同，我们当然不能照搬别人的一套。但是凡事有度，过度偏离某个方向，结果也会与预期大相径庭。
比如，有的家庭里面，每一分钟都希望孩子用在学习上，吃饭穿衣，父母完全代劳。孩子从不参与任何家务劳动，动手能力接近为零。
同时，他们也缺乏必要的责任和义务的意识，不知道承担，也不愿意承担。
有的孩子认为父母就应该为自己服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完全不知道“感恩”。
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有可能文化知识水平很高，但是情商很低。日后走向社会，在与人交往方面，社会生存竞争能力方面都不会具备优势。
在全球只有1500万的犹太人，在世界总人口中只占0.3%，但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却是其他民族的一百倍。
世界上富有的企业中，犹太人占据了40%。在美国富豪排行榜上，前40名犹太人就占据了18个位置。
这些数字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他们的教育方式和方法，确实存在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我们总觉得孩子小，总想给他们全方位的保护。
然而，过多的保护，父母其实是完完全全占据了创造者的位置。
而这，也从根本上剥夺了孩子在劳动、实践中学习本领，接触社会，承担责任的机会和能力。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有可能，我们还是要多鼓励孩子参与必要的家务劳动，假期售卖报纸，社会实践，社会公益活动等。
期待孩子成为社会可用之才？
那就让我们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给他们多留出一点动手参与的空间，一点真正属于创造者的位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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