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经详细记述过一次英国历史上经济危机期间的金融紧张的情况：
1843年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英国的资产阶级，立即全部陷入了兴奋之中，纷纷盘算能从中国这块新兴的市场获得多少利润——“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三亿人提供衣服！”厂房、蒸汽机、纺织机纷纷上马。在刚刚开辟了新市场而且获得资本容易的时候，为什么要放过这种大好机会，不大干一番呢？为什么不把英国所能制造的一切商品运往迫切需要英国工业品的外国市场上去呢？为什么不在远东出售纱和布、在英国出售换回的货物来获取双重利益呢？在大吃小，快吃慢的社会之中，谁保守，谁吃亏。
同时，大量的资本涌入铁路建设。既然经济要大发展，必然有大量商品和原材料要运输，铁路必然利润丰厚。从1844年夏，人们尽可能多地认购铁路股票，只要有钱足够应付第一次缴款，就把股份认下来；至于以后各期股款的缴付，总会有法可想！这时，人们忙于投资铁路，不得不求助于信用，商行的基本营业多半也只好为此而蒙受损失。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当时，银行贴现率低：1844年是1.75%—2.75％；1845年直到10月，是在3％以下，后来有一个短时间(1846年2月)上升到5%，然后1846年12月，又下降到3.25%。英格兰银行地库中的金储备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国内一切证券交易的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这次崩溃随着1846年农作物歉收而爆发了。英格兰，特别是爱尔兰，需要大量进口生活资料，特别是谷物和马铃薯。但供给这些物品的国家，只能接受极少量的英国工业品作为对这些物品的支付，其余部分必须付给贵金属；至少有900万镑的金流到国外去了。其中足有750万镑的金取自英格兰银行的库存现金，这就使英格兰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活动自由受到了严重限制；其它那些把准备金存于英格兰银行、事实上和英格兰银行是同一准备金的银行，也同样必须紧缩它们的货币信贷；迅速而流畅地集中到银行进行的支付现在陷于停滞。停滞起初是局部的，后来成了普遍现象。银行贴现率在1847年1月还只有3%—3.5%，在恐慌最初爆发的4月已上升到7％，然后在夏季再一次出现暂时的微小的缓和（6.5%，6%），但当农作物再一次歉收时，恐慌就重新更加激烈地爆发了。英格兰银行官方规定的最低贴现率10月已经上升到7%，11月又上升到10%，这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汇票只有支付惊人的高利贷利息才能得到贴现，或根本不能贴现。许多企业陷入绝境，资金链被压断，一系列第一流商行和许许多多中小商行倒闭。英格兰银行本身也濒于破产。
这个例子中，由于灾荒导致进口增加，大量金银从英国流出，银行被迫收紧银根，不能提供低利息贴现业务。于是，汇票流动停止。投资高潮因为收紧银根而被打断，经济进入结算状态，需求不足的缺口暴露出来。由于不能借新还旧式地“滚雪球”，大量的商品找不到对应的买主，货款无法收回，与之对应的信用无法兑现，完全失效。
即使没有这次偶然的饥荒，随着新增投资产能的不断释放，也必然出现商品滞销。在工业化生产力面前，3亿人的市场迟早会变得狭小。何况，由于金银外流，中国很快就会没有购买英国产品的支付能力，迟早必然发生回款困难，最终导致信用体系崩溃、利率上升、产品滞销、零售商的汇票贴现困难和社会资金紧张。
如果无限提供贷款，否能避免危机呢？自从价值符号替代金银之后，政府能无限提供法币，央行也可以无限提供贷款，企业能不断借新还旧。但是，政府提供的贷款并不能解决最终产品销售行为。如果要收回提供给本环节的贷款，必须要给下一个环节提供贷款。最终，我们会看到一面是不断增加的贷款总量，一面是不断增加的全社会债务总量，一面是堆积如山的滞销产品或者垃圾性投资，一面是不断增加的全社会利润总量，一面是生产规模受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要素限制，扩张到极限后裹足不前。生产规模停滞，货币不断增加，必然出现严重的通胀。
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是互为表里的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演变成“一手交货三个月以后交钱”或者“张三交货，李四收货，银行垫付”的方式，但是，如果张三与李四之间的货款不能冲销，最终仍然必须发生货币转移，而这种货币转移又是以李四手中的商品顺利销售为基础。如果要顺利销售，就需要工人和资本家消费所有的产品。或者说，货币从资本家手中流出，回到资本家手中，不多不少，张三、李四谁也不能截留货币。否则，李四的商品就不会全部售出。
大批的产品没有买主，由一环扣一环的销售过程建立的一环扣一环的信用体系，必然变成一环套一环的坏账循环。已经获得了利润的企业落袋为安，产品滞销企业则需要新的贷款拆东墙补西墙。银行能不能收回贷款就不好说了。贷款回不来，与贷款对应那部分存款却并不会消失，银行为了防止被挤兑不能无限增加贷款。常见的表象是银根紧张，贷款困难，汇票难以贴现。
所有的坏账都集中在银行。从表象上看，银行放贷有问题，没有控制风险，给经营有问题的企业贷款；企业经营有问题，没有把产品销售出去；是银根太金导致危机，只要注入资金就能把坏账完全化解掉等等。资产阶级政府作为资本家的委员会，不愿触动资本的利益，往往采取放松银根的方式试图缓解经济危机。实际上，即使注入了资金，也不能解决生产终端零售商手中大批堆积如山的滞销产品。用注入资金化解三角债，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往往制造更大的危机。
不改变分配方式，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仅仅放松银根鼓励资本家投资的经济刺激政策，或者无效或者酝酿更大的危机。如果没有人积累多余的财富，工人和资本家就能消费掉所有的产品，经济就会平衡。但是，这样的话，放松银根资本家也不会投资，也就是说经济刺激政策无效。萧条期，仅仅下调利率，没有利润，企业不会提高生产规模。新增的贷款必然游离于实体生产之外，用于投机和炒作。反之，如果资本家预见扩大生产规模将会有利润，那么对应利润部分的产品必然没有销路。也就是说，酝酿更大的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这是一个非常残酷但是不能回避的现实。美国政府的居者有其计划结合放松金融管制，达到了刺激经济的效果，也酝酿了次贷危机。
在繁荣期，收紧信贷必然导致崩溃，不收紧迟早也是崩溃。在复苏期，放松信贷可以刺激更快的复苏，不放松银根迟早也会复苏——虽然复苏的速度显然会慢很多。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就会不断增加投资。放松或收紧信贷，不是崩溃或复苏的根源而是诱因。经济复苏的根源是设备更新，社会投资需求大规模增加；经济崩溃的起点是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完成，产能被释放出来。只要多数人的消费被压缩到最低限度，不论怎么调节信贷，都不可能消除产能与消费的缺口。贷款不过使企业可以利用更多的金融资本，并不改变分配模式，自然不能避免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冲击通过银行这个经济的中枢，迅速扩展到所有行业。企业的产品不能在社会上销售出去，如果抵押物拍卖不足以偿还贷款，那就必然拖累银行。反过来，那些贷款已经成为其它企业的利润，变成其在银行的存款，也就是银行的负债。这时，银行就会出售企业的抵押物，或者要企业担保人偿还对应的本金和利息。如果抵押物不能顺利变现，担保企业不能承担损失的话，那么这部分损失就要由银行承担，最终银行就会面临倒闭的风险。如果银行倒闭必然冲击所有与其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即使这些企业的产品并不滞销，也会遭遇资金困难。
前面的分析采用了商业银行贷款为例。事实上，企业的融资手段有很多，除了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还可通过投资银行以发行债券或股票等方式直接向社会募集资金。不论哪种融资手段，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提供一种未来现金流，也就是一种债权，都是企业向社会征集资金，并承诺给予相应的收益，销售产品偿还贷款，其他社会成员保留资金所有权交出使用权，获得相应收益。如果企业销售不畅，那么这种债权就要受到影响，甚至作废。如果企业没有利用银行贷款而是通过债券或股票之间融资，那么产品销售不畅，企业回款困难时，虽然没有偿还银行贷款的压力，但是无法顺利支付债券利息或股息。如果企业破产，那么债券和股票也会变成废纸。持有这些债权的企业或个人如果同时负有其它债务，往往在劫难逃。（次贷危机之中，由于房地产价格下跌，大量抵押贷款违约，美国五大投行持有的抵押贷款债券一夜之间卖不出去迅速贬值，导致三大投行资不抵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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