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地干活回来,也只有轧一池清水,浸上绿皮瓜和几瓶啤酒才能消散浑身的暑气。那时的瓜才几毛钱一斤,常有下乡吆喝着卖的,多是两口子。男人光着膀子,女人则戴着帽子。
卖瓜人不总是那么一对,但都还算得上爽快。称挑得高高的,零头什么的也不算计,都是不远的老乡,细细数来定和村里某户人家有着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大的小的,扁的圆的,有籽的无籽的,沙瓤的不沙瓤的,都一齐拉过来,整车载满,由瓜秧盖着。瞧,叶子还支愣着,瓜皮上泥土也是新鲜的。随便挑随便捡,回家切了不满意尽管来换。
是夏天记忆中的西瓜是比雪糕冰激凌还有味儿的夏日甜心。然而,劳作的艰辛并不因田间回忆的美好而减去半分。
有一阵子村里流行种植配种棉。顾名思义,就是改变“母花”原来自然的授粉状态,在天刚蒙蒙亮时将欲开的花苞剥掉,保留花柱,然后在中午拿着当日采摘的“公花”给“母花”进行人工授粉。
由此产出的棉花价值就比普通棉花翻了翻。听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儿,但我是当事人。当事人觉得除了热和累,没有丝毫乐趣可言。
从我的中学时代起——对弟弟来说则是小学时代,我们就各自当上“工头”领一帮小孩下地干活了。棉花开自暑期,正是放假时候,也是最热的时候。
孩子是雇来的,多和我们同样年纪,和我们一样起早贪黑,吃住都在家里。他们每天的收入刚一开始是十五元,后来涨到二十。如今看来实在廉价,而且,是非法使用童工——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原先并不懂法律。
这才是真正的夏日回忆,带有浓重的恐怖色彩。无论破晓时多不想起,无论四十度高温还是暴风疾雨,你都得在田里。自家的田,豁了命也要种下去。
那时也没什么护肤概念,十里八乡的都是一样粗糙的种田人,谁要是白白嫩嫩干净体面,那准被当成拉皮条的或小白脸。还真的有。
已成顽疾的脚气,黝黑斑驳的皮肤,都是比收成的喜悦更加深刻和持久的影响力,提醒我永远别忘自己曾是庄稼人。
是夏天一般的大豆,小麦,玉米等作物带来的效益太低,农民总要想法儿赚点钱才能生存下去,平畴的黄土就是他们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的安放地。我家曾在烟叶地里套种红薯,一种就是很多年,效益可观意味着更多的投入。
烟叶长在一垅一垅的畦上,比我个头还高呢。进田之前总要换上破衣裳,包头巾,因为烟叶油大。爹妈在前头掰叶子,我们在后面捡拾,接着抱到地头堆起。穿梭几个来回,虽然裹得严实,也还是面目全非。
三轮车咚咚咚冒着热气。拉回的烟叶要通过一种特殊的技艺,用细绳将其编织到长度约一米多的杆上,随后挂到炕里,用炭火烤。火候的控制则更需要技术,技术的主要来源就是经验。待到水分蒸干就取出来解开绳结开始分拣啦。
烤出来的上乘叶子色泽金黄,极少有斑点,散发着浓郁的香气。也有不好的,多半叶片颜色发黑且残破不全。它们被分成三六九等扎起捆儿来又垛成垛,堆在铺满防潮塑料膜的房间,等着价钱上涨时拉出去卖。
我很少和爹妈一起到镇上的烟草局去卖烟叶,具体卖了多少钱我也不关心。只知道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学会喂猪、做饭的。
说起喂猪,也是个技术活。夏天来了猪也娇贵,每天要拿水管给那群猪先生洗澡降温,清理猪粪自然也是必要的。妈妈会告诉我多久给它们饮一次水。怕我忘,索性她就拿粉笔写到墙上。
破了口的大锅就支在猪圈和水井中央,那是猪先生们的食堂。十瓢麦麸加十瓢饲料,一日三餐四个月后送它们去屠宰场。
那年村里流行养三元猪,我只知道这种猪比普通的猪体型小,肉也更瓷实,多是黑色,短毛,主要是能卖上好价钱。我家也养了几只。它们是更难伺候的了。
不幸遇上猪瘟时,小孩子都是要被千叮万嘱不能随便去别家串门的,尤其不能靠近别人家的猪圈。若是因此携带病菌回来染了自家的猪,一季的功夫又白搭。
是夏天一年又一年,一茬又一茬。田里的作物换了好几种,圈里的猪也四时各不同。当然,我也长大了。
2011年元宵节回老家,燃起的烟花底座突然倾斜,破废的猪圈遭到无情地“炮轰”,这次是真的破废了。倒是没什么损失,多年未养猪,棚下莫不是一些杂物。
又是一年夏日炎炎。院子里的杂草从砖头缝儿里钻出来肆意地长,墙角的竹子不再昂扬,常青树也枯黄,马蜂在里面搭了窝,嗡嗡作响。
走出去的一代人终于不用再种地,劳作的艰辛成为记忆被永远地封存。那片无言的大地曾经任我们耕耘,不久,还将供我们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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