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4.15”风暴的洗礼（三）
司机小孙拉着我自己回了单位，来到会议室，韩政委和几位民警正在那里等候。看见只有我一个人来了，韩政委马上问道：“赵总怎么没有来？”听这语气，政委特别关心赵总的到来。
“政委，已经放假了，我不知道赵总去哪儿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
“请你打个电话，叫赵总过来一下，我们有事情找他。”政委提出要求。
“政委，你们有赵总的电话，你们可以随时叫他过来，放假期间，我找他没有你们好使。”
这时，韩政委表情严肃地责令道：“老总，你要明白，你有责任把赵总叫过来！”
我继续回答道：“我明白，我个人可以完全配合你们调查。但是，对不起，这个时候，我找不到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接下来，韩政委开始严肃地给我上起了政治课，讲了许多。最后明确告诉我，赵总已经涉嫌刑事责任，将对其采取刑事拘留，你们要认真配合。否则，别看你是人大代表，我们一个请求，随时可以把你带走。
听说要抓赵总，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已经有预感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道：“是的，不需要什么请求，只要政委您一句话，我本人完全配合，可以随时跟你们走。”
政委脸上的怒气似乎消减了一些，平静地说：“不会的，我们会完全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儿。”
这时气氛略有缓和，我开始向韩政委道起了苦衷：“你们那里的制药厂车间维修失火了。我们既不是组织者，也不是施工者，现场没有我们一个人。我们怎么可能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我们供需双方签有《采购合同》，合同中第一条就已经清楚说明，本产品要按化工危险品运输、保管、使用。而且《采购合同》都已经履行完毕半年多了，需方对采购的产品早已经验收合格，从来也没有提出任何质量问题。现在车间失火了，就说与我们有关，这是什么逻辑？”
这时，韩政委放下手里的茶杯，插话道：“我们也是执行命令，照章办事。”
我越说越激动，打开一瓶矿泉水，喝了几口，清清嗓子，继续发牢骚：“我们公司已经成立二十五年了，经营这个产品已经二十年了，国家实行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制度之后的第二年，我们就申请办理了《安全生产许可证》。这么多年，一次大的安全生产事故也没有发生过。我平时殚精竭虑，谨小慎微，生怕自己的企业出什么问题。现在别人家失火，却要将我们关联进去，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样下去，弱小的民营企业还能活吗？”
说着，我又回头指着身后墙上的企业文化专栏，对韩政委说：“我们企业的愿景是‘员工幸福、企业长青、国家富强’，我们的使命是‘为人类文明贡献力量！’我们怀着这样的理想已经守法经营几十年了，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是违法经营？”
我这样说，是因为这些天在做询问笔录过程中，公安人员一直在寻找我们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有瑕疵，进而认定我们的企业涉嫌非法经营。
听我侃侃而谈，韩政委似乎有些被打动，少了许多威严，好像有些同情的口吻对我说：“你们也很不容易呀。”
我感觉得到，无论同情也好，威严也罢，问题不在这些执法人员。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履行职责，侦查涉嫌刑事责任的证据！因此，面对守候在这里的刑侦人员，我嘴上侃侃而谈，诉说冤屈，精神压力却是无以言表。
后来，在公开庭审过程中，我们从案卷里发现，是出事故的制药厂方面派人向公安局举报我公司从事非法经营的。自己的公司违反安全规范施工造成重大着火事故，不思反省，集团负责人逍遥法外，还要推卸责任，诬告陷害他人，真是够阴险的。
2019年4月下旬，大家感觉天好像要塌下来了。我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上无领导，下无群众，内无亲属，外无高朋，没有人可以帮上你的忙，只有自己孤零零哥一个，挣扎着四面出击。五一长假，甭提游山玩水的事儿，也不知道侦查人员走了没有，我整天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坐卧不安。像一只无头苍蝇，四处乱撞，寻找律师，求神问道。
在这危机四伏的关头，在部队里工作的外甥，应该是感觉到了我的处境，专程赶过来，加上一直在单位里工作的大外甥，五一假期里两个人一直在我身边，不离左右，着实给了我不少心理安慰。
五一长假之后，手忙脚乱之中，也未加仔细斟酌，就花下重金，在北京一家很有名气的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个金律师率领的律师团队。准备应对马上到来的疾风骤雨。
金律师与我们签了一份好几页纸的法律服务合同。其中，重点内容是对在“4.15”失火事故中涉及我公司的案件提供法律服务，承担一名涉嫌刑事责任人员的辩护律师至一审结束。
签完法律服务合同，金律师指派助手张律师来我公司一趟之后，一直没有什么动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催促金律师亲自过来了解案情、研究对策，他才被动地带着张律师来了。
中午，我在单位小餐厅里殷勤地招待两位京城里来的贵客，期望他们像一把钥匙，能够打开禁锢在我们头顶上的紧箍咒。席间，两杯啤酒下肚，我看着金律师有六十岁上下的年龄，身材笔挺、行动利落、言语干练，便想奉承他几句，活跃一下气氛。
于是，便冒昧地问道：“金律师，您多大年龄了？”我准备等他报出年龄以后，表示惊讶地说，诶呀！我怎么看你还像五十岁的人呢？
哪里想到，金律师没有按照我的剧本表演。他没有告诉年龄，而是很不高兴地回答说：“哪有初次见面就问人家年龄的，乡下的年轻人见面时才这样问。”
想讨好不成，还惹老人家一肚子气。接下来酒桌上的气氛可想而知。下午工作交流也没有什么起色。后来，他们的工作也都是被推着走，很快，我就对这个律师团队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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