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

文革后期，已经开始‘一孩化’政策，开始是提倡，间隔四年可以生二胎，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就绝对不了，‘一孩化’已经是非常严厉的国策了。这项政策可以一票否决其他，在单位，有要孩子还是要工作之底线，在农村，不生个‘带把的’不甘休的传统观念受到空前惩戒，‘拿大肚’就是那阶段严厉的代名词。尤其在单位，计划生育措施明明白白，两孩必须绝育，一孩必须上环，生孩子的指标非常严厉的控制着新婚夫妇。所以，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大都是一孩化，两孩的稀少，这其中还有家里父辈儿‘末班车’的‘老疙瘩’。

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是‘计划指标’生命，按政策单位每月随工资发放五元钱补贴，可以顺延到孩子十八岁。但是成长的环境不尽人意，母亲的产假只有四十五天，到点必须上班，政策规定每天有一小时喂奶时间，可以根据情况上下午分开使用。匮乏的物资供应让人左右为难，即使家里有老人可以照看，能有几家父母在左右，差不多都在农村和外地。母乳是唯一的选择，想要买到奶粉、炼乳，人情和批条是先决条件。

真得是天佑怜见，那时的孩子们差不多都有奶吃，起码能吃个半饱。这样一来，在居住地附近找人看孩子就成了不二选择。国人传统的偏见简直是无孔不入，哄男孩一个月十元，女孩八元，就这样母乳奶粉混搭着喂。有时急了烧香抱佛脚，找到为数不多但价格昂贵的鲜牛奶羊奶救急，碰到奶变酸成块了，大人哭孩子叫真得不堪回首。孩子能闻到五谷香了。那时两口子的粮食定量也就六十来斤，孩子的小嘴一张，每月百分之三十的细粮几乎全都拿给哄孩子家了。

要知道那时还有雷打不动的‘早请示晚汇报’，上班得提前一小时到岗表忠心。可怜那些清早正在被窝里酣睡的孩子们，哭嚎未尽被裹的粽子似得抱到哄孩子家，到了冬天西北风一刮冰天雪地更甚，好在那时哄孩子的人家也习惯了这种作息时间。熬着日子，有小不愁大。孩子就这样一天天长大，断奶之时，有辙的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没辙的只能一如既往。运气好的可以在一家长此以往好几年，有的得换好几家，毕竟人家得哄自己的隔辈孩子。

县城有一所唯一的幼儿园，三周可以入园上小班，人们挤破了脑袋争抢一席之地。幼儿园的设施不敢恭维，孩子们上厕所就是一大考验，稚嫩的身子蹲在悬空的茅坑上，老师千叮咛万嘱咐在边上扶着看着，现在想起来都汗颜恐怖。那时上班休大礼拜，也就是一个月两天，后来才改成小礼拜一个月四天，幼儿园可是星期六日放假，做父母的攒休轮流对应时差，实在没办法只能带在身边，这还得看什么工作，有的工作根本不允许，领导批评那是在所难免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然这个“穷人”要挂引号，泛指父母没时间照顾，孩子得自力更生应对。我的一个朋友赶上了二胎末班车。两个儿子相差一岁，六七岁便开始自己做早点，那时候人们几乎都在家吃早饭，上街买早点那是‘有钱人’的事儿。

两个毛头小子信誓旦旦说要吃烙饼，两口子上班前仔细叮嘱了如何和面、加水、放油。都是一句话惹的祸：‘稀了放面，稠了放水。’待到中午回家一看，一个月供应的白面用了一大半，供应的几两油不见了踪影，两个小子满身满脸全是面，半生不熟的烙饼放在案板上。得，反正就这样了，酸楚的心情化作了无奈，还得给予表扬。一回生二回熟，等到上一二年级的时候，他们两口子回家真的吃上了现成饭，还别说，炒的菜像模像样有滋有味。

再稍长大，那个时期最令人熟悉的场景出现了，那就是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们。胆大的，叫上同班的孩子到家玩，胆小的，挂着钥匙在家门口等大人下班，遇到个刮风下雨，只能劳驾邻居了，这得仰仗父母平时磨合出的提前量，真得是远亲不如近邻。好在那时的社会安定民风淳朴，没有孩子被拐丢失之虞，也算是老天照应。不信问问，四十岁左右的人，谁没在脖子上挂过钥匙，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