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在八九十年代，和北岛、阿城一般，是个文学标杆的名字，如今已经没人提起了。
臧否现当代作家的《齐人物论》里有个假设：张承志即使拥有韩少功的综合素质，仍是张承志；韩少功一旦具备张承志的孤标胆气，顿会一飞冲天。
张承志只能是张承志，是因为他有个不变、甚至宿命般的文化立场。这立场的选择，并不取决于张承志在知识上的判断力，而是一种种族认同。
张承志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黑骏马》和《黄泥小屋》依然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在文学语言上，他是拥有最高辨识度的一位，但他的重要性更取决于他独特的姿态。
张承志对自己的精神勾画在小说《错开的花》（1989）中已趋于完整，他想象的人生四个极致——山海的探险家（内陆亚洲史考察者）、叛匪之首领（红卫兵缔造者、回民叛乱史研究者）、牧羊人（插队内蒙知青）、迷醉的教徒（穆斯林信徒），都在他的精神游历之中。
1991年，张承志出版了很难归类（文学？历史？宗教？）的文本《心灵史》，用自己的激情感受，重构了中国回民哲合忍耶教派在十八世纪与官府抗争的历史。从此强化和清晰了其一系列的“血性理想主义”、“ 种族中心主义”和“贫瘠土地情结”。这是从边缘处向汉文化中心发出挑战，这种挑战至少是“五四”后大范围公开表现的第一次。自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和文化危机以来，先辈或引“西”，或改“旧”，基本都忽视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异质文化资源，而张承志为知识人提供了一个极有意义的位置参照点。
《心灵史》之后的散文创作，张承志站在民族信仰和“贫瘠土地上的底层人民”的立场上，嘲笑文化精英，抨击知识分子的堕落；赞美“任何异端、任何理想主义、任何美、任何新鲜的希望”。
但以信仰之美，不能替代时代批判。“袪魅”后的现代，的确在金钱化、快感化、污浊化，但倒退寻“魅”（迷狂）的方式却是堂吉诃德式的。有文化人调侃：吃不准张承志到底只想当一名作家还是志向更加高远地想当一名光明教主。记得章太炎曾认为康有为比袁世凯更不可原谅，因为袁氏的称帝野心多少还算人之常情，康有为居然想当教主，那是无论如何不可原谅的。
《聋子的耳朵》是张承志的散文随笔集。从以前的《荒芜英雄路》、《以笔为旗》到《谁是胜者》，书名已没有当年的悲壮和任性了。翻开书，发现这平静甚至有些禅意的书名，并不是因为批评家们的围剿让张承志韬晦其志，而是将坚持的姿态内在化了——“或者是因为有一种认为大街上匪患滚滚的心理，所以本来是流水茶饭，我却敏感而警觉，好像随时准备拔出匕首，刺入无影之中的敌腹。在一个失聪的年代，一切判断的根据，只是‘内在的听力’。也就是说，拒绝强制灌输塞入耳朵的喧嚣声响，用人的另一种本能，去听取茫茫沉默中的哑语本音。”成为这个时代最激烈的批判者的同时，张承志却拒绝与这个时代对话。
在我看来，堂吉诃德以骑士的方式在向非骑士时代挑战，而张承志以刺客的方式向眼前的大时代复仇。
复仇的本质是一种私刑。“公刑”（或主流话语）愈强大，反而衬托出复仇“以义犯法”的悲剧审美意义。而民间对快意恩仇的赞美从来没有停止过，那是弱者对强权（中心）的一种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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