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
向建国前博物馆传统建树的名山大川致敬
从华洋杂处的清代后期算起，到抗日战争结束及至国共战争、宝器南迁，中国早期博物馆事业风雨飘摇地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宏观上看，作为思想开化和推进近代化进程孜孜努力的一部分，博物馆事业作为“外部话语”所拥有的发言权更应被重视。这也就是我管窥书名的含义，亦即是对本书绪论的理解之一：博物馆史应“告别收藏史”，即告别有价值的物件如何汇聚成博物馆的历史，从而“走向思想史”，即融入到博物馆运作之中，通过对博物馆的定义、社会角色等转变，窥看到博物馆潮流的发展，“指导如何收藏、保存、展示和阐释的思想的历史”。这一段专题思想史，影射了那个时代我们的平民、市民、学人、精英以及当权者是如何看待近代化思想转变的，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所处社会的未来憧憬。
《名山》一书是浩浩汤汤收录了丰富材料又不乏细腻笔触的专业著作。全书专题性地论述了中国博物馆在发展早期阶段的种种议题，其中包括中国博物馆的中西二元溯源及“最早”线索、早期作为外来观念的博物馆的本土化、早期博物馆表达的多元化、建设国家博物馆的最初探索、早期都会性质博物馆的尝试、博物馆与民众教育教育思潮的结合、博物馆与考古学的公共性、近代科教领域的博物馆、早期博物馆发展所体现的新博物馆学运动精神成分、博物馆学著作的源流及初步发展辨析等。
建国后的博物馆事业因为种种机缘而与早期博物馆的传统失去了血肉联系。时至今日，对中国博物馆起步发展的大半个世纪的追忆，仍未征得民众和学人的深入探究。作为处于时代变迁和思想革命的早期国人，博物馆曾是他们阐发思想和践行理念的契机。风云诡谲的动荡时期孕育了几代先行者，他们的话语从来都没有停止激励和昭示后来人。“1949年之前的中国博物馆史既不是可有可无的‘前史’，也不是孱弱、低回的‘暗流’，相反，中国博物馆的伟大传统就孕育和起步于这个时代。”作者如是说。
绪论：告别收藏史，走向思想史
李济和曾昭燏合著的《博物馆》（1943）奠定了理解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的“二元一脉”的基本格局，即中、西二元，张謇南通博物苑及国子监历史博物馆为正脉。然而，这一体系导致了研究者梳理博物馆史时偏向了情境主义和历史特定主义。博物馆史应“告别收藏史”，即告别有价值的物件如何汇聚成博物馆的历史，从而“走向思想史”，即融入到博物馆运作之中，通过对博物馆的定义、社会角色等转变，窥看到博物馆潮流的发展，“指导如何收藏、保存、展示和阐释的思想的历史”。
绪论Ⅰ.1 从神庙到论坛：新博物馆运动下的博物馆史
“神庙收藏以典藏价值为重要衡量标准，甄别标准唯一且恒定”；“论坛则是沟通和妥协的表达场所，是掩饰分歧、谋求共识的公共场域”。直至二战之后。在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下，博物馆人才开始反思神庙面相的客观性和绝对性，重新启封早已存在的论坛面相及其教育和表达功能。凯尔·安德生称解决邓肯·卡梅隆“神庙与论坛之辩”需要“重置（re-inventing）”博物馆，这就引发了博物馆史的“重置”。
Ⅰ.1.1 博物馆定义的更代：国际组织或国际对于博物馆定义的修改被描述成为线性的进步历程，却基本忽略了新旧博物馆范式的转型。ICOM自创立以来的1946年，到1951、1962、1974、1986及至2001、2004年对博物馆定义的修改，体现了“收集、保管和展示的传统价值不断弱化，博物馆工作的重心逐步转移到研究、教育和愉悦上”。“博物馆的新旧范式之变体现出单向与互动、隔绝与参与、一元与多元等多组关系的切换。”
Ⅰ.1.2 博物馆物质文化的重新定位：本质上与博物馆定义的更代处于同一种潮流，即“以具象的物质作为整体性对象过渡到以物质和物像作为媒介，而以制造和使用物质的人类及其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新博物馆运动常被人与生态博物馆过度联系，而新博物馆运动的贡献常被低估。作者认为，“未来的博物馆仍然离不开物质”，因为物像也是物质的表现形式，如此说来物质的内涵将会极度丰富，而且在博物馆的多元表达、多元阐释和价值多元的发展趋势下，广义的物质将会变得更加重要。
Ⅰ.1.3 两种博物馆，两种博物馆史：新博物馆学运动将博物馆区分为作为典藏机构的单纯的博物馆和作为社会工具的多元互动的博物馆；胡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提出两种博物馆史的写作范式，即按照年代顺序编辑成连续的线性历史的传统写作方式，和新博物馆学催生下的多元、互动、阐释性的博物馆史。
绪论Ⅰ.2 思想史的下降和收藏史的上行：作为思想史的博物馆史
“思想史表现为基于物质表达的思想史，而收藏史则转变为有观念的收藏史，二者最终合流于全新的物质文化研究中。”
Ⅰ.2.1 思想史的边缘化和超文本化转向：“20世纪初，新史学奠基人詹姆斯·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就已频频提及思想史......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思想史尚未定名，与观念史、哲学史甚至政治史的边界都无法明晰划定出来。米勒所著《新英格兰思想》被视为奠立思想史的学科地位的标志之作。”思想史的下降与社会史的蒸蒸日上是相关联的，表现在思想史的观察不应局限于识字阶层精英上，而应将目光下移，关注到非识字阶层即普罗大众的思想表达。“边缘化”，简言之应指载阶级、性别、年龄、地域等领域都纳入了思想史的研究范畴之中；“超文本化取向”，简言之应指区别于以识字阶层为代表的社会精英有着成系统的文本记载和与之相配套的史学研究范式，“边缘化”群体有着非文本或非官方书写文本的研究介质，诸如金石碑刻，和相对晚近的口述历史、风俗习惯等。
Ⅰ.2.2 收藏史的诗意性和政治性逆袭：“所谓诗意（poetics）,指作为独立的、内向的体系的收藏；而政治（politics）则指收藏作为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指标。”（没看懂，P16）
P17 “在博物馆史的研究和写作上，多元意识既不新鲜，也不罕见，在新博物馆运动兴起之前就已涌现，但是界定多元的标准以及对多元格局性质的判断大相径庭。早期的多元格局往往指内容层面，直到晚近才上升到再现层面。”
P18 “日本博物馆史的二元格局是由博物馆学奠基人棚桥源太郎奠定的。棚桥源太郎将严格意义上的近现代博物馆视为明治维新的产物。甫一出现，日本博物馆就呈现出鲜明的双轨特质，分别反映明治维新的两个主要倾向，即以“文明开化”为号召的文化欧美化和以“殖产兴业”为号召的产业近代化。......与古德分类体系相比较，棚桥源太郎的日本博物馆二元结构实际上是科学类博物馆与历史遗产类博物馆之别。”
P20 “情境是博物馆的核心观念。......在充分意识到博物馆和馆藏的相互形塑关系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作为馆藏的物质需要经过‘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和‘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才能成为博物馆的有机成分。”“新考古学全面确立之后，情景观念才被广泛接受。伦福儒（Renfrew）特别说明，孤立的物质无法根据任何普遍使用的法则说明任何问题，甚至物质的名称及功能都是由物质所存在的情境决定的。因此，伦福儒以情景意识作为考古学和古物学的分水岭，对于真正的考古学研究而言，情景才是研究主题。”（如何理解博物馆史写作时涉及到的“情境”？Contextualize:将置于上下文中理解）
课外阅读：史蒂芬·康恩《博物馆与美国智识生活，1876-1926》，三联书店
P31 “王韬《漫游随录》偶用‘博物院’一词。不过，这种译法并不稳定，在其他章节中，他兼用音译和意译，既有‘仿古院，其名曰缪齐英’，又有‘有奇观院，名百里的谬翁’。郭嵩焘也是类似情况，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既有用意译‘博物院’，又大量使用音译‘秒西因’、‘秒西阿姆’和‘妙西恩’。”
P32 “同治七年（1868），王韬游览大英博物馆时对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留下深刻印象，‘英之为此，非徒令人炫奇好异，悦目怡情也。......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英国之所以这么做，并非仅仅是让人感到新奇和炫目，也不仅仅为了陶冶性情、一饱眼福而已。它的作用是帮人了解读书不能获取的知识，来扩大他们的见闻，这样的用意不是很深远的吗？
P32 “在欧游作者们笔下，博物馆只是不见于中国的众多社会文化设施之一，他们对博物馆的观察也只是浮光掠影，浅尝即止，对于博物馆的细节以及运作机制毫无了解。最早目睹甚至醉心于参观西方博物馆的国人并没有在中国博物馆的诞生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P32 “19世纪80年代，museum的汉文译法突然出现整齐化倾向，高频率地采用‘博物馆’。”
P33 “和中国类似的是，日本所见对博物馆的最早记录也出现自出访欧美使节团的报告。但是不同于中国，而且明显胜出的是，幕末明初的欧美使节团在随后的日本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欧美游历见闻没有止步于供人消遣或者增长见识，而是转化为行动指南，欧美使节团报告直接促成了日本博物馆的诞生。”
P34 “这样，未来博物馆在中国的出现也不仅仅是一种全新机构的设立，而是中国效仿日本步入近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博物馆观念的出现并不是博物馆的‘内部话语’，而是作为社会文化的‘公共话语’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在中国本土缺乏根基的博物馆，由于缺乏文化的浸润而亟需嫁接。然而由于当时的文化认同、公众意愿和未成熟的时机，清末中国没有产生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物。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国人以日本为前车之鉴的学习西方浪潮的开始，“博物馆”的命名最终定下。因此，博物馆汉名的厘定并不仅仅是博物馆本身历史的事件，即“内部话语”；也是国人对博物馆含义的深度释读，及其与汉文化之间的沟通接纳，更是一个关于转变与觉悟的时代的信号，这就是“公共话语”。
P38 “博物馆不会自发出现，也不是收藏积累到一定程数量，“物质”自然转化成为“知识”而形成的，相反，博物馆的创设不可避免地是文化和思想的成果，需要从智识活动的高度予以认识。”
P43 “作为显性题环节的徐家汇博物馆、上海博物院和南通博物苑都对随后的中国博物馆事业实践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价值，而发现此前闻所未闻的环节，无异于表明这些环节在很长时间内既未被人提及，也没有任何随后的博物馆群体征引或者效仿，因此几无影响。长期以来存在于社会公众的视野和记忆之外，对于作为社会文化公共机构的博物馆而言，无疑构成对其基本价值的否定，因此缺乏智识遗产价值的“最早”环节是无意义的。我们需要转换思路，挣脱出单纯的时代线索的诱惑，确认在后世博物馆中真正得到继承的遗产成分。”作者始终强调并举荐的一种史学视角，便是在强调“最早”的历史线索时，要摒弃单纯的时间单线程思维，而更加注重其与日后事物的一脉相承，要找到继承的部分来究明“最早”的贡献。
P89 “多重情景的复原揭示出张謇的博物馆观念和实践的多元特征超乎想象，同时始料不及地呈现出张謇的博物馆理念和实践的日本渊源。”
P63 “中国博物馆初诞期的多元格局由此水落石出。这个多元格局并不基于创立者国籍身份的差异，而是博物馆的主题及其表达的知识体系的差别造成的。在日本居于主导地位的两类博物馆均不见于中国。......而更早的由来华西人设立的具有自然史特质的博物馆在智识层面上更倾向于欧洲社会，虽然徐家汇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都有本土化和综合化转型倾向，甚至后者对中国本土社会采取更为开放的姿态，但是始终未能融入中国社会。”也就是说，“博物馆”这一舶来物在中国缺乏用以表达它的文化母题和配套的知识体系，以至于在幕末领先接收数十年的日本成了清末中国效法的对象。但是日本以皇家收藏和学校教育机构为主的两大类博物馆，在张謇《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和《上学部请设博物馆议》均无果后，中国早期博物馆逐渐开始多元的尝试。如细致地品鉴张謇所建南通博物苑，绝不能一言以蔽其功。张謇所见博物院与其实业兴国的理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亦可清晰地窥见日本的影子，南通博物苑处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绝不是为建博物馆而建博物馆。
P66 “1912年古物保存所的成立和三大殿收归古物陈列所管理是外庭空间去政治化的处理方案。1914年源热河和奉天行宫的古物收藏迁京，成为古物陈列所的基本馆藏。1912年成立于国子监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下文简称历史博物馆）于1917年迁至午门，次年即对外开放。历史博物馆志在成为国家的文化象征，但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
P67 “与空间拆分和合并相平行的是紫禁城的博物馆化进程，而1935-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下文简称伦敦中国艺术展）就是这个进程的蝶变环节。伦敦中国艺术展是中国高规格古物收藏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机会，从遴选到展陈的过程中，无论是组织者还是观众，皆以作为国家甚至中华文明的最高代表目之，而故宫在此次展览中贡献了最大宗的陈列品。”
P68 “古物陈列所是逊清帝室与民国政府就帝室文化遗产的一次和平合作。”1913年底，古物陈列所成立，《古物陈列所章程》颁布。基于存放在故宫和行宫的庞大的帝室遗产，民国政府一方面缺乏国家收藏的兼并意识，一方面在《优待条件》的基础上试图以协议和创办古物陈列所的方式逐步将其纳入公藏；逊清帝室则始终将其遗产视为基本的己有，在缺乏资金人力的维持下利用新兴的博物馆作为藏品仓库，以便随时调遣。“和平合作”下的古物陈列所的成立看似平静，实则在观念上双方早已分道扬镳。不过埋伏下的冲突还未完全爆发就因冯玉祥的逼宫事变而夭折了。
P85 “不同于古物保存所，由于身处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文物清点必然非常迅疾地安排和进行。故宫文物的清点工作在故宫博物院成立月余之后就立即展开了。这是紫禁城内的清宫收藏第一次按照现代博物馆规则予以准确编号，在中国博物馆史上实有首创价值。”
“清宫物品清点工作持续5年才完成，完成之时编辑了《清宫物品点查报告》共计6编28册，计入文物编号达117万件，构成了特殊时代，特殊情境下，点数博物馆馆藏的典范。这也是乾隆时期定局的清室收藏的全面清点。”
P101 “换言之，贯穿大革命时代，卢浮宫经历了从国王私慕到共和瑰宝的转型过程。由于成功地更新意识形态关联，巴赞甚至直言，原属于国王和贵族的卢浮宫实际上已成新生的共和国家的洗脑机构。”
“明清紫禁城及其艺术收藏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中不可迂回、亟待解决的遗产。在保留遗产的同时，紫禁城需要清除帝室印记，换言之，需要‘去神存形’乃至‘存形换神’，政治性议题最终以中国早期博物馆史的一个关键片段的形式表达出来。”民国政府早期关于紫禁城的博物馆化努力，始终追羡的典型一直是大革命后的卢浮宫。清末张謇的效仿日本皇家收藏捐建博物馆的尝试已经以失败告终，然而紫禁城也最终没有走上卢浮宫的轨道。“去神存形”即驱逐故宫几个世纪以来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完全地只留下建筑和艺术品本身；“存神换形”即利用遗留的宫室建筑和皇家收藏，服务于新民国民主共和的国家性质，籍此创造一个卢浮宫般革命者高高拱卫的政治符号。
P103 “1905年，张謇在《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室博览馆议》中提出建立帝室博览馆。此议复见于《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这是国家博物馆之议的最早发声。”
P104 “但是，由于一直缺乏创设和调度具有全国代表性和独特性收藏的能力，历史博物馆发展缓慢，远不孚预期，逐渐沦为毗邻先后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阴影下的弱者。”
P111 “内阁大库档案事件更是演化成严峻的指控，历史博物馆颜面尽失。......进入民国之后，内阁大库档案自然移交教育部，教育部指定历史博物馆负责，主要馆藏随着1917年的迁址而移到紫禁城端门。即便在迁移转运的过程之中，内阁大库档案也遭遇多番鲸吞蚕食。1921年初，历史博物馆以经费不足为由，征得教育部同意，将接收的内阁大库档案拣选一批之后，剩余8000麻袋，合计15万斤，当成废纸，以4000元售卖给西单同懋增纸店。”历史博物馆作为在帝都政治中心地区建设的第一所国家级博物馆，于1912年成立，1928年由中央博物院接管。其中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文物大案，足以使国人生成其国家级馆藏能力的强烈质疑。
P115 “历史博物馆是20世纪中国设计和筹办国家博物馆的不成功尝试。历史遗产的双刃价值导致新生的国家博物馆付出太过沉重的代价。以历史形成的收藏为基础，改造历史建筑成为博物馆空间，都不可避免地被紫禁城地帝室遗产所遮蔽，而紫禁城又因为强烈的帝制联想而不可能转型成为新生的国家博物馆，过度依赖旧藏也容易招致共和体制的批评。随着新的国家权威的出现，30年代之后的中国学术界逐步形成共识，国家博物馆只能新造，而不可能继承。”
P120 “一方面，考古发现，尤其是安阳出土收获足以代表国家新学术和文化成就。另一方面，伴随着中研院史语所重要发现迭出，考古出土遗物的整理和研究的关系问题，以及出土器物的保管权问题成为亟需解决的考古学伦理问题和法理问题。两者应和，推动了中国最早的古物保存法的设立，而国家博物馆就在《古物保存法》的荫庇下成长起来。”1949年以前的“国家博物馆”，和现在伫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几无任何承袭相沿之关系。
P121 “《古物保存法》于1930年公布，1933年6月开始实施。《古物保存法》以法律条款形式提出了古物国有的观念，从法理上确认了‘埋藏地下及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
P131 “长期植根于安阳殷墟发掘的史语所考古组的工作到抗战时期转入室内整理，但是中国田野考古学并未因此而陷入停顿。为数不多的田野活动的重心也相应转移到西南地区，中博院逐步成为历次考古发掘活动的中坚力量。在前一个时期已经崭露头角的吴金鼎（1901-1948）成为抗战时期西南考古的中流砥柱。如果按照年代关系简单划分，中国考古学诞生的第一个十年（1928-1937）以史语所的安阳发掘和河南古迹研究会的豫北发掘为代表的话，则第二个十年（1938-1949）基本上就是吴金鼎独撑大局的西南考古时代。”
P142 “国家博物馆的征集能力并不依靠极具个人魅力的博物馆人，而是依靠其在整体性的官僚体制中的地位，甚至可能通过立法形式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萌生于1933年，初成于1948年的中博院（中央博物院）就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
P143 “制造国家博物馆是个异常复杂而微妙的过程。”
第四章都会意象：以广州市立博物馆和上海市博物馆为中心
P145 “无论是百货公司还是博物馆，都是都会之窗。都市类型博物馆需要通过展陈表达志向和宣泄情绪。无论是广州还是上海，都需要通过博物馆的常设展微妙地调和国家、区域和城市的关系，现代和历史的关系。临时展则成为博物馆人手中肆意挥洒的神来之笔，用于表达自身卓尔不群的特性。广州和上海的博物馆事业都在日军的炮火中遭受了灭顶之灾，即便如此，博物馆事业仍然不屈不挠地发出最后的抗争之声。”这一章叙述的两个近代大都市的博物馆，都是在短暂抗战前后的一段时间内登场尔后退场的，其中也经历了伪政权统治时期。
P153 “广州市立博物院历史古物的匮乏和征集不得门径刺激了本土考古学的兴起。由于和作为都市文化象征的广州市立博物院的关联，广州的本土考古学表现出超乎广州一地区的区域性关怀，西江考古学就是这个辐射观念的表达。1931年，谢英伯和胡肇春依托广州市立博物院，于镇海楼创办黄花考古学院。”从大历史背景来看，类似西江考古学的南越本土考古学派的兴起是必然的，而广州市立博物院的创立和亟待补充藏品打开了其偶然性的窗口。西江考古学的潜在理念是“石破天惊”的。在当时普遍认同的中华文化起源一元论的覆盖下，地处偏远的古南越国地界上的新人士呐喊出多元起源的声音。尽管“广州的西江考古学发掘不出龟岗大墓、猫儿岗汉墓、大刀山晋墓数例”，而且部分学者燃起了“内部殖民主义”的苗头（以本族文化为传播中心），西江考古学在思想史上同样有着开拓性的功劳。
P160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于大亚湾登陆，广州告急，城内机构和居民紧急疏散。数日之后广州沦陷，以广州为中心的博物馆事业随之瓦解。事实上，战火蔓延到广州之前，相当数量的粤地收藏循旧例陆续迁往台湾避祸，暂得安全。”
P161 “经历长达四个月的筹备，先后动员400余人，1940年2月21日，广东文物展览会在冯平山图书馆开幕。”
P163 “由于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广东文物展览会的筹备和展览成为滞留香港的文化抗战力量的整体亮相。”会后出版的《广东文物》选页上赫然书写着：“仅献此书纪念广东历代保种卫国的民族英雄。”
P167 “广东文物展览会一时成为街巷之议的热门话题，有报张提出，‘你在广东文物展览会回来之后，对于你的广东，必然觉得更加可爱，更觉得要保卫’。”
P172 “相较于广州市立博物院，上海市博物馆更为积极地谋求获取私人收藏。虽然广州本地也有古物收藏，但是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不能与上海相较，更何况上海市博物馆的重要策划者和支持者叶恭绰以身作则，起到了示范和号召作用。”
“吴大瀓的愙斋铜器和丁福宝的古货泉入藏是上海市博物馆在馆藏扩充上的两项重要成就。”
P186 “都会博物馆的崛起，和国家博物馆一样，是政治形象的塑造之术和表达之法，但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不是国家博物馆的具体而微的形式。甚至从某种程度上，都会博物馆构成了有别于国家博物馆的另一种类型和另一种视角。国家博物馆建立在历史形成的艺术瑰宝或者现实形成的国家纪念性和象征性收藏基础之上，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可以任性地采用俯视视角；而都会博物馆则要兼顾自上而下的作为都市文化代表的视角，以及自下而上基于社区和受众的视角。”
P187 “博物馆还要向优秀的百货商店学习：博物馆应该全时段向赞助人开放，对待所有的访客彬彬有礼，各种信息免费奉上；博物馆应该主动展陈最光彩夺目的精品，但是一旦被要求，能马上提供任何其他物品；所有的收藏都按照知识和赞助人的需求分门别类；博物馆应该光线充足，有便捷廉价的盥洗室，有免费指引；博物馆需要广泛而持续地宣传推广；随着社会热点、艺术品位的变迁以及发明发现迭出而适时调整展陈。”
第五章 其命维新：民众教育潮流下的博物馆群体
P205 “伴随着自九龙池到文庙的空间转移，云南博物馆以不断增长的馆藏和不断修改的展陈方案展示了从辅助教育一变而成区域文化代表，再变而成民众教育的历程。”
P224 “那么普罗大众在博物馆看什么？在窥视历史上的权贵生活的同时，封建史观也会随之而长驱直入。那些反映历史上的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的物质被纳入到博物馆馆藏中，并且得到准确的表达的，是直到新博物馆运动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
“民众教育类型博物馆的出现无疑是早期中国博物馆历程中最灵光一现的时刻。”
“‘每到星期天，人群就像血液一样涌入博物馆，获得净化与清新’。”
第六章 荷锄殿堂：作为公共事业的考古学与博物馆
P225 “作为社会知识的生产机构，博物馆是考古学的助产士和导师，而作为建构群体历史记忆的利器，考古学是博物馆的正名者和后援团。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双向呼应和刺激，也因对方而调整甚至转型。”
“考古学的公共属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整体性研究对象的关注。古物学偏狭地关注器物本身，而以物质为研究基础的考古的旨趣则远远超出孤立的器物，这也正是前辈学人阐发的‘情景’在分离考古学和古物学上的价值所在。二是对整体性主题的关注。无论依照何种标准，古物学并不关心稀松平常之物，其关注焦点始终不离历史上的权力。而考古学则通过对广幅的物质文化的关心呼吁公平和公正地对待对历史上的显赫权贵和普罗大众。第三是考古学活动的公共性。考古学必须服务于社会认知，促进公共历史观念的发育。只有考古收获的历史建构价值超越作为宝物和财物的交换价值，考古发现才有望摆脱私有和私流的命运。”简而言之，考古学的公共性既在于其研究超出了出土物本身而关心具体的前后文本，又在于一视同仁地关注社会各阶层的物质文化，还在于它促进“公众关心历史”这一价值胜于“文物市场价值”的努力上。
P230 “1923年新郑李家楼器群的发现启动了河南的博物馆事业进程。”
P231 “但是，由于官方意外获悉并试图阻止，驻防此地的陆军十四师师长靳云鹗积极干预，新郑李家楼器群的命运随之逆转，最终催生了河南最早的公共收藏机构。”新郑器群发现之前，古物归公原则未曾被正式地履行过，因而缺乏一个先例。靳云鹗将军在没有任何考古博物馆背景的情况下，通过相对规范的挖掘模式，以强制努力避免了新郑器群的散佚，且没有占为己有。靳云鹗不仅“珍护国宝”，还为出土物的处理提供了可循的先例，贡献不可不谓宏丰。
P250 “1940年，卫聚贤联合沈尹默、郭沫若、金毓黻、常任侠等在重庆成立巴蜀史地研究会，发掘了重庆嘉陵江北岸崖墓，得五铢钱、汉代陶器等，在此基础之上，卫聚贤又率先提出“巴蜀文化”的感念”
P257 “在浑源铜器的处置过程中，地下古物的公共性遭到了严重的抑制，因此也就无法促进公共收藏的建立，反过来也制约了作为公共性学术的考古学。公共收藏和考古学在公共性上构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P263 “地下宝物的出土时培育博物馆和考古学脆弱的契机。不可否认，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博物馆涌现于地下埋藏丰富的地区，而且，在博物馆诞生时期应该有显著的古物发现。”
P264 “对于博物馆而言，考古学的真正价值既不是发现‘地下爱宝’的宝物，也不是扩充馆藏的发掘手段，而是提供了体现社会公共价值的全新材料。杨金斯提出，‘（考古）博物馆应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器物所代表的社会；馆藏不过是接近那些日常使用这些器物的人们的方式’。换言之，历史上的普通人的普通器物应该成为考古博物馆的主要馆藏内容。宝物被普通器物所替代，显贵被普通人民所替代，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也就实现了自身从宝物仓库向教育和表达空间的转变。”
P268 “本章以静生所和植物学所为中心，说明在不同的学术传统和追求下，具有田野倾向的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学，如果培育出中国最早的生物学博物馆。”
P273 “既有胡先骕的倡导，又有通谷博物馆的表率作用，静生所在中国博物馆界广为人知。然而，通谷博物馆仅仅只是静生所的博物馆谱系的一脉，从石驸马胡同到文津街，静生所不断扩张的标本馆则是静生所博物馆的隐性表现。更难能可贵的是，静生所没有固守面向专业和面向社会的博物馆之别，即使是当时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标本库的静生所标本室，也不容置疑地宣布了几乎不预设门槛的社会开放性。”
P292 “‘博物馆代理人’的赋权机制因此值得讨论。他们或者宣称为抽象的人民的代表，或者得到职业化的科学身份的背书。在历史类博物馆中，“博物馆代理人”的利益归属和意识形态倾向相对容易被辨识出来，而在科学类博物馆中，“客观”科学更容易掩盖展陈设置的可接触性问题以及背后的知识垄断。作为社会公共性和平等机制的产物，博物馆在展陈方式上却悖论式地强化信息和知识的可接触性，维护知识垄断。吊诡的是，正由于科学类博物馆的知识垄断和过滤问题未被广泛关注，揭示和纠正悖论格局遭遇的抵抗也相对较弱。科学类博物馆有可能率先摸索出突破知识垄断，实现社会公平的方式。”
P292 “因此，‘开放馆藏’实际上就是馆藏和展陈的民主化进程，也就是博物馆经营的民主化进程。这一吁求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广泛出现在人类学、艺术和历史博物馆中，毫无疑问，这就是新博物馆运动的组成部分。”
P297 “一方面，大学博物馆受制于大学的智识环境，而自20世纪初以来，大学博物馆逐渐丧失了作为大学的知识生产中心的地位，甚至可能被隔离于大学整体的智识环境之外。另一方面，大学博物馆因袭了大学和社会的隔绝而缺乏与其他公共博物馆的沟通，社会普通观众也不在其考量范畴内。”
P298 “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下文简称华西大学博物馆）代表了1949年之前中国大学博物馆可能企及的巅峰。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大学博物馆，华西大学博物馆在发展连续性、体系完整性、学术贡献性、对乡土社会和大学的服务意识上，都是其他大学博物馆难以望其项背的。20世纪30年代早期，甚至整个西南地区都没有堪称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媲美的公私收藏机构，成都报端盛赞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珍贵之历史遗物甚多’，誉之为‘西南最完善之博物馆’”
P308 “华西大学博物馆的馆藏数年后就增加到15000件，其中增长最迅速的就是西南民族文物。1939年《华大校报》称，‘华大教师们对人类起源认识的最重大贡献就是博物馆对收集的汉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非常精细的器物的工作’。‘陶然士、戴谦和和葛维汉负责对这些收集器物进行分类’”
P324 “北京大学博物馆选择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门为智识基础，此时北京大学着力培育的考古学和民俗学奠定了北京大学博物馆的基调。”
P347 “1935年5月18日成立的中国博物馆协会被追认为中国博物馆藏发展历程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虽然缺乏实际操作和运营机制的承继关系，现今的中国博物馆界仍然遥遵中国博物馆协会为行业源头，以此建构传统脉络。中国博物馆协会试图将建立在不同基础和初衷，服务于不同宗旨，并且连续运作了数十年的各类博物馆统摄起来，发出同一的博物馆行业之声。”
P359 “费畊雨、费鸿年《博物馆学概论》，陈端志《博物馆学通论》和《博物馆》两种，荆三林《博物馆学大纲》和李济、曾昭燏《博物馆》虽属草创，但不乏远见，同时也为未来的博物馆学发展预埋了诸多观念。”
P360 “但是，有意思的是，诸家及诸部作品都不约而同地表达出对特定问题的兴趣，甚至近同的观念和解决思路。这或许表明，相互隔绝的作者们高度共享了特定的博物馆学思想，而这个来源在此前的博物馆史研究中是未得关注的。”
P374 “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学著述的日本渊源和欧美渊源因此水露石出了。所有的博物馆学著述皆源自城外，都是中国的博物馆实践的愿景，而不是产物。费畊雨、费鸿年昆仲和陈端志取法于棚桥源太郎，曾昭燏集成英美博物馆学传统，而荆三林接受的是经过中国博物馆协会选择性过滤的西方博物馆学知识。系统性和完整性渐次降低。由于棚桥源太郎的独特经历和贡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博物馆学基本与欧美博物馆学同步，这导致中国最早从日本和欧洲分头引入的博物馆学始料不及的呈现出进同之势。棚桥源太郎在学科理论总结和提升上甚至超出同时期欧美学人，因此，费氏昆仲和陈端志匿名引进的棚桥学看起来更为系统而整饬，但是两组编译者不明就里的去日本话裁剪也降低了棚桥学对中国博物馆进程的应有贡献。”
P382 “博物馆学理论单向度地从域外流入中国，而且并未渗透到博物馆实践中。中国早期的博物馆实践没有表现出对理论和方法的渴望，这导致棚桥学在悄然入华之后，最终油水两隔而销声匿迹，在很长时间的博物馆学历史回顾中难以寻觅棚桥源太郎的身影。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博物馆实践在20实际30年代之后出现蓬勃之势，并且形成了最早的行业组织，但是也无意于总结和提炼基于自身独特实践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在全球范围，中国的早期博物馆实践基本是失语的。”
P390 “伊藤寿朗曾经提出‘博物馆三世代’说，将博物馆发展历程按照博物馆定位划分成为三个阶段：一世代博物馆以大型珍宝博物馆为代表，二世代博物馆以地方性公共博物馆为主流，三世代博物馆则转向以基于社会需要的博物馆为特色。这一分歧方案与胡珀-格林希尔基于福柯的“知识结构”理论提出的文艺复兴式、古典式和现代式博物馆不谋而合。”
P392 “1949年之前的中国博物馆史既不是可有可无的‘前史’，也不是孱弱、低回的‘暗流’，相反，中国博物馆的伟大传统就孕育和起步于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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