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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铅笔哩？！”父亲扬手作势欲打，我则顺势飞快地滚进炕仡佬，紧贴着窑洞弯曲的墙壁，瑟瑟发抖，一言不发。
炕仡佬，在邵寨塬上是炕里头的意思。
炕有多大，那得看炕坯有多大。一般来说，炕由里到外至少超过两米，也就是能躺下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不至于脑袋搁在半空。至于炕有多宽，那得看家里有多少人。
这是26年前秋天里的一个再也平常不过的下午，我刚上学前班，从东郭小学放学回家，父亲马上对我加以严厉的斥责。
为何？我的铅笔不见了。
那时候我背的书包，是姨妈扯布亲自缝制的，从外观上看就是大型超市里的布制购物袋，只不是带子稍微长了些许，方便背在身上而不是斜挎在肩膀。
没有文具盒，也就是铅笔盒。第一个铅笔盒我记得是外祖母提前给我准备好的，那种塑料的单层文具盒，扣上有吸铁石，盖上的时候能听到轻微噗的一声，以示严丝合缝。但不知道最后是被谁弄坏了，还是被人顺走了，总之，很快消失在我的记忆当中。
第二个铅笔盒的来历我倒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时我在二年级，一个大晴天的中午，我哭哭啼啼，就是不愿意去上学。母亲一路押解着我向学校进发，走的是大路，而不是小路。小路其实就是经过桥子屲、贺朝、屲边、沟垴的那条，全境在西郭之内；大路主要在东郭境内，从大队部起到东郭小学，北部连接着陕西省长武县巨家镇，朝南则通向我们邵寨镇中心。
母亲被我烦得实在没有办法，于是提出去大队部商店给我买好吃的好玩的，只能以哄我开心的方式换我上学去。自始至终，她都没有打我，哪怕往我屁股上轻拍一个巴掌。
犹记得那天老板娘当班，她是一个胖胖的梳着大波浪长发的女人。我停下了哭声，双眼滴溜溜地不住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上打量着。最后我选定了一个铁制的双层铅笔盒，盒盖子上印了摩托车手正在比赛的画面。
那个铅笔盒，售价人民币8元。据我所知，当时班级里没有人的铅笔盒价值超过这个数。换言之，在这方面，我当之无愧，全班第一。
我当时并没有留意，不知道母亲是如何从兜里掏出纸币的，比如颤巍巍地，毕竟那时候我家异常穷困，不敢说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但家中无粮，父亲向人借钱买小麦作为全家口粮实在是千真万确的；比如皱巴巴的，毕竟那时候我根本不明白8块钱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母亲留着它有别的作用，也许攥在手里久了满是汗水。但她义无反顾，为了她不成器的儿子，不肯上学的儿子，还是毅然决然地拿了出来——我真的想象不出她当时抱了多大的决心，她是决计不肯自己儿子受一点委屈的，总是把最好的享受、关怀留给，给予她的儿子。
现在我早已忘记当时为何哭泣，为何不肯上学，大概是母亲误了饭点的缘故，可能当时她自认“理亏”。
在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史铁生，想起了他写的《合欢树》《我与地坛》，文中骤然残疾的自暴自弃的儿子与煞费苦心的永怀希望的母亲，那些身处夹缝仍然挣扎着求取生存的人们，那些随风而逝的沉甸甸的语句，那些风中凌乱的活生生的故事，那些悲悯的酸甜苦辣的画面，那些难忘的不可磨灭的岁月！
在当代作家中，我特别推崇两位，一个路遥，一个史铁生，一个英年早逝，为作品呕心沥血，在病榻上煎熬着追逐黎明，即使身无分文，且负债累累，但生活中关爱后辈，提携新人；一个落下残疾，但仍然抗争到底，于悬崖中生长出山丹丹花，虽然内心彷徨，曾想要放弃，但内容上胜在真实，引人致胜。
他们都是“苦难文学”的代言人与集大成者。
当然，我不可能真的把铅笔吃掉了，铅笔只是被班上的同学顺走了。
那年头铅笔很是便宜，一毛钱两支，但仍然有很多人买不起，不是拿哥哥姐姐剩下的，就是只能“顺手牵羊”了。毕竟那些年铅笔种类很少，顶上带有橡皮的那种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全班同学的铅笔几乎一模一样，不管你是去村大队部商店还是邵寨街道，能买到手的铅笔就一两种，因此“如有雷同，实属正常”。
这样被人拿走你也无话可说，即使当面认出你也无法索回，因为不能证明，就像阿Q偷盗尼姑庵的萝卜，被人发现，竟然当着人家的面耍起赖皮，死不承认，还无耻地说：“你能叫得它答应吗？”
拿哥哥姐姐剩下的来用，由于铅笔头太短了，只能找个长点的钢笔笔帽或者将竹子截断，然后把铅笔头塞进去，邵寨话称之为“筒起来”，才能用于正常书写。
那时候的铅笔制造技术也是马马虎虎，极为粗糙。写着写着中间的铅笔芯，也就是长长的黑色石墨条就会自动跑出来。我们抽出来之后，抹上润滑油，也就是唾沫，增加铅笔芯与周围木材的摩擦力。有的学生还会咬铅笔头，不光导致铅笔顶端烂糟糟的，还会引起铅中毒。反正那时候大家个个面黄肌瘦，都是“小萝卜头”，根本就看不出来。
那时候没有卷笔刀，也没有削铅笔的小刀，用来代替的是案板上的切面刀。为了节省，通常不会把铅笔削得尖尖的，写出来的汉字笔画不会那般纤细。
2021年，也就是4年之后，0.5毫米的自动铅笔横空出世，铅笔也就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直到2005年，又一个4年之后，考试答题卡是机器阅卷，才再次用到了铅笔——2B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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