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东贝君的文章《为“三农”不再成为问题——透过180年历史看乡村振兴战略》，很有历史深度，这里贴上来和大家分享下。以下是文章全文，注意分割线...
就在国庆前几天，关于农村，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举办，且以后每年秋分时节都将是农民的节日；第二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前者是一个欢庆的节日，表明的是国家对农业、对农民的重视；而后者则代表的是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是本届领导层力推的一个重大战略，是指导未来农村发展的一个总纲领。去年10月中下旬，习总在十九大上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详细论述。一个多月后，即12月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重要议题是“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策”。到了今年立春时节（即2月4日），新华社向全社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下文称《意见》）。因此，此次出台的《规划》是对 “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对7个多月前出台《意见》的第一个五年时间表。
“乡村振兴战略”，针对的仍然是“三农”问题。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的一个乡党委书记，叫李昌平，他给时任总理朱镕基写了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后，“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从2004年到2017年，中央连续14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如果加上2018年的《意见》，已经是连续15年。
“三农”问题也并不是现在才引起政府的关注。实际上，4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开始的，就是从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至1986年，中央曾连续5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史称“五个一号文件”。
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70年前新中国的诞生就是建立在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上的。如果没有土改政策、没有农村革命根据地、没有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和人民解放军，新中国是不可能建立的。
可以说，“三农”问题的反复出现及其解决，就是中国一部近现代史，也是一部尚未完成的当代史。
01
战争：“三农”问题第一次提出
“三农”之所以成为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而在“三农”之外，即工人、工业和城市，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工业。正是“工业化”的需求引发了近现代史上特殊的“三农”问题。
工业化是解开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包括“三农”问题。
19世纪中页的鸦片战争中国为什么败了？因为其时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中国仍是农业国，国内90%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政府“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无奈中不得不开启中国的工业化之路。
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又败了？因为在西方进入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而同期的中国虽然也搞了“洋务运动”，但没能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割地赔款。对日本而言，巨额赔款加速了日本的资本原始积累，加快了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追赶进程。对中国而言，由战争和赔款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进一步瓦解了中国的基层社会。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赔款所带来的负担几乎都落到了农民头上。换句话说，中日甲午战争的后果是：中国农民紧衣缩食，为日本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做贡献。
由于对外战争的连续失败，农民这一农业国的根基逐渐沦为了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赤贫化日趋严重。因此，“三农”问题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出现了。
以下是清政府几次战败后的赔款：
第一次鸦片战争：1490万两白银（不包括广州赎城费）
第二次鸦片战争：1600万两白银
甲午战争：2.3亿两白银（不包括利息）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4.5亿俩白银（当时中国人口4.5亿人，正好每人摊一俩。加上利息，共计9.8亿俩，后由于国际局势变化，实际赔款6.5亿俩）
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后的赔款还是政府能够承受的，那么洋务运动失败后两次赔款则是整个中国都难以承受的了。国家在工业化竞争中失败，其后果就是农民成为最先被压垮的群体。
02
革命：“三农”问题第一次解决
20世纪上半页，西方列强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1860-1900年代），全球进入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模式。作为一个屡遭战败，政局动荡的国家，当时的中国一步步沦为列强殖民地，已经没有条件搞工业化了，“救亡图存”变成了刚需。
面对王权不再，军阀四起，全国人民一盘散沙的局面，不团结起来，“救亡图存”只是一句空话。孙中山发现了“人民”，提出“三民主义”，并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建立“民主共和国”，但“辛亥革命”并没有成功。在列宁十月革命的启发下，孙中山下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试图将“国民党”从知识精英党改为真正“国民的党”，以“人民之心力”为本党之力量。但由于早逝，历史未能如他所愿。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收获了“黄埔军校”（1924-1930年）。但军权起来，党权却被夺走。蒋介石凭借枪杆子，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这场斗争，使党内革命青年和共产党一道，都被扫了出去，国民党重新走向精英化，得了民心又失了民心。
中共成立之初也是一个知识精英党。国共合作后期，毛泽东成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这里确立了他的信念——“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自此，共产党逐渐将中国革命转化为对“三农”问题的解决。1927年，当蒋介石通过“清党”运动与军阀、财阀、列强、帮会结盟时；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残部上了井冈山，开始中国革命和“三农”相结合的实践。农民军、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正是在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中共完成了知识精英和最广大民众的结合，完成了从一个知识精英党向“人民的党”的转化。最终，中共实现了孙中山的夙愿——建立一个“人民的党”。
1949年，“人民共和国”取代“民主共和国”！从此，处于最底层的农民获得土地，成为人民，取得了“民主”资格。这是“三农”问题的第一次解决，这一次解决靠的是“分地”。当然，如果仅仅如此，中共革命和封建王朝改朝换代就没有太大区别，“三农”问题还会周期性出现，就像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的那样。
03
工业化：“三农”问题第二次提出
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其中，第三条指出新中国要“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即工业化；当然，排在它前面的是政府有“统一中国”的责任。完成统一和工业化，这是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两大核心任务。但是在美国干涉下，中国的统一至今仍未完成，形成了“划峡而治”的局面。然统一之路惟艰，工业化之道亦苦！
首先，美苏冷战、朝鲜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台湾问题使中美迟迟无法建交。这不仅阻碍了中国从西方世界获取资本和技术，并利用其市场；也威胁到中国的独立，增大了安全成本，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工业化战略的选择。
其次，西方世界的敌对和封锁增强了中国对苏联的依赖。在苏联的全面援助下，中国的“一五”计划圆满完成，但也留下了深深的隐患。中苏关系好则没有问题，中苏关系如果不好，则后患无穷。另外，苏联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成为中国自然之选，但这种模式长期实行必然导致封闭僵化。
最后，在冷战机器的推动下，核能、航空航天、互联网等各项技术突飞猛进，开始孕育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中国连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任务都未完成，农业国状况一时难以改变。如果工业化没有更高的起点和更快的速度，中西之间的差距可能越拉越大。
要独立自主，又要有更快的速度，其结果是，中国的工业化战略被定格在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上。1953年，中共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指出完成三大改造“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如果说工业化是目标，那么三大改造就是手段，而三大改造的本质就是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国有制。当时最大的生产资料是农民手上的土地。这意味着农民在建立了新中国，保卫了新中国之后，还要为新中国的工业化积累继续做出牺牲。
工业发展的前提是资本原始积累，也就是要有“钱”。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本来就薄弱，工业内部的积累是有限的，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积累很大一部分只能来自于农民、农村和农业。1953年，梁漱溟和毛泽东曾有一个“仁政”之争。毛泽东指出，“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
土改将集中在地主手上的土地分到了普通农民手上；而社会主义改造又将农民手上的土地再次集中起来，法律上归集体，实际上剩余是被国家给索取了。正是通过农业集体化的方式，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建立了一个足以自保的国防体系。
但对农民而言，集体化客观上是个被剥夺的过程。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广大农民劳动所得仅够生存，有时甚至要突破生存的底线；对农村而言，还要承受城市工业和政治周期性动荡所带来的冲击，这种冲击以城市待业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体现出来。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都要向农民父辈们致敬！没有他们的付出和牺牲，就不可能有新中国，也不可能有新中国自主的工业化进程！但也要清醒的意识到，这种做法引发了新的“三农”问题。农民的付出和牺牲是有限度的，对农村的剥夺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04
改革：“三农”问题第二次解决
到1970年代末，农村改革势在必行，条件也基本具备了。
首先，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善，客观上为工业化战略的调整准备了条件。1960年代末，在中美苏大三角博弈中，中美两国开始走近。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实现和解；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19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中国工业化战略的调整创造了条件。
其次，农业积累已经不足以满足工业化升级所需。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工业有了一定规模。但正因为规模扩大，要想升级，就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显然此时再依靠农村和农业的积累已经难以为继。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长期居于中共核心领导层，“三落三起”，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在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邓小平借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既承认毛泽东的功绩，又指出他的错误，并且认为“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很好地解决了分歧。正是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才使得中国的“三农”问题有了第二次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改革的突破口就是“三农”问题。
1978年冬，全国多地出现包产到户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农民在消极抵抗国家的长期剥夺政策，为获取更多的经济剩余而斗争。
1980年5月，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重要讲话中，公开肯定小岗村的大包干。从此，小岗村成为农村改革的典型被树立起来。
1982年元旦，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1983年第二个一号文件明确了新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改方向，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得到推广。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五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
1980年代初期的土改和1950年代初期的土改区别在于：虽然两者都将土地给了农民，使农民有了很大的剩余索取权，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后者是将土地完整的所有权从地主手上交到了农民手上，而前者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开来，只是将经营权从公社手上下放到了农民手上，而所有权仍控制在集体手上。土地的两权分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创新，它确保了个体农民对土地的拥有，激发了其生产积极性；同时又限制了土地的买卖，防止了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的土地兼并现象，为后来由市场化所推动的大规模工业化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最后，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情况下，农村自发性的工业化过程开始出现，这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1980年代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到1987年，乡镇企业中二、三产业产值达到农业总产值的104%，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可以说，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客观上增强了国家走市场化道路的信心，以及对工业化战略进行调整的决心。
1980年代是“三农”问题的第二次解决，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时本身又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解决是在农业对工业化的积累作用减弱之后，将土地的剩余索取权部分返还给农民，这种方法可以释放一部分活力，但并不能解决“三农”的弱势地位，“三农”问题仍将出现。
05
资本化：“三农”问题第三次提出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巨变。苏联这个被毛泽东称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在连续扩张之后，陷入到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随后像泥足巨人一样，轰然倒地。苏联解体只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最后一环。在这之前，处于社会主义外围的东欧各国已经开始剧变。中国在这场国际性政治动荡中一开始就受到了波及（1989年），但中国经受住了这股风潮，没有被压垮。邓小平采取了正确的对策。对外，中国一方面顶住了西方国家的新一轮制裁；另一方面提出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对内，一方面坚持原则（即“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在改革停滞不前后，视察南方，发表南巡讲话，加快推进改革进程。“既当改革派，又当保守派”，正是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邓小平才能在维护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这意味着中国将全面利用资本的力量来推进工业化，这为中国顺利搭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列车奠定了基础。但在这个过程中，再次引发了“三农”问题。
首先，从1984年起，中共在经济方面的工作重心就已经由农村转向了城市，1992年统购统销政策取消后农村的改革告一段落。这意味着农村开始进入到一段自生自灭时期，国家和农民的联系主要就是控制生育和对各项税费的征收。1980年代初期，土地就已经分散经营，由于个体农户资源有限，不可能像集体经济时期那样对农业进行广泛的资本投入，农民自身的积累主要沉淀到了住房和乡镇企业。因此，到1990年代，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其次，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一旦确立，资本就逐渐占据了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资本基于获取更高利润的原则，不愿意投入到农业外；青壮年农民也在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中，从农业中不断分离出来，成为农民工或半农民工；其中，农民后代当中的精英分子，比如农村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基本上都留在了城市，很少再愿意回到农村了。
最后，由于中国加快了开放进程，外资开始进入，这些外资本身就具有较好的技术和较强的管理。另外，国企改革也获得了实质性推进，要么改制，要么卖掉，通过各种方式增强了活力。相对而言，土生土长的乡镇企业虽然机制灵活，但技术和管理差距太大，竞争力明显不够。特别是到199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叠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生产能力过剩，很多轻工企业，尤其是纺织企业倒闭。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少数能够做大做强或转型升级的，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1990年代乡镇企业的衰落，对于农民而言，其影响就是原先那种“离土不离乡”的打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放开，人们已经不愿意被束缚在土地上，客观上农业也已经无法承载大量的劳动人口。由于农业基础设施常年缺乏投资，农业的基础也非常薄弱。“三农”问题再次凸显，这种情况正如当年李昌平所概括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06
反哺：“三农”问题第三次解决
2000年上半年，网络股泡沫破裂。美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受恐怖袭击（即“9·11事件”）。从此，美国开启以反恐为名义的对外战争，相继出兵阿富汗（2001）和伊拉克（2003年）。在反恐战争中，中国予以积极配合。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这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再一次大规模解禁。从此，中国的工业化运动再一次启动，凭借高性价比的劳动力及低成本的土地，中国商品横扫国际市场，成就中国“世界工厂”的美誉。
中国加入WTO以后，出口加工型贸易蓬勃发展，国家外汇收入直线上升；通过强制换汇制度，这些外汇都转化成了人民币供应，大部分被房地产市场及相关产业吸纳。而外贸和房地产，正是吸收劳动力最多的两个场所。当年从乡镇企业中被再次释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又回到了二、三产业，只不过这一次变成了“候鸟模式”，离土又离乡。从此人类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的名字叫——“农民工”。
根据 2016 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我国 2016 年农民工总量 2.82 亿人，较 2015 年同比上升 1.53%。注意，在中国之前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2016年的人口也只有3.23亿人。也就是说，这个群体的人数和美国的总人口相差不大。
农民工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置。土地的集体所有防止了农民因为失地后成为流民，从而滞留城市成为无产者，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在资本推动的工业化过程中并没有产生西方式的，或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原因；另外，土地的承包经营将农民从集体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可以自由的选择留在农村务农，或者进入城市打工，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因此，在维持农民身份的同时，农村青壮年大量进入城市成为工人，两者身份的结合就成了“农民工”。当然，城市工业从农村吸收了大量劳动力，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留下来的就是以妇女、儿童、老人为主的“386199部队”了，这对于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显然都是不利的。由于工业化快速推进，财政实力不断增强，中央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2004年，胡锦涛）的方针。
2004年元旦，在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针对“三农”问题下发一号文件。直至2018年，连续下发了十五个一号文件。与1980年代五个一号文件相比，2004年以后的十五个一号文件是在工业化基本完成时期发出的，如果说前者着眼在放活，属于“无为而治”的话，那么后者就是着眼在反哺，属于“有所作为”。
2005年，中央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中央全面取消农业税，从而依附于农业税征收的各项费用也随之取消，这消除了农民和基层政权之间的主要矛盾；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中央又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并实行“家电下乡”补贴政策，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2014年以后，提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2017年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中国的“三农”问题已经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也为金融危机后社会保持基本稳定奠定了基础。
现在很多农民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农村户口，因为它越来越具有“含金量”了。
07
乡村振兴：为“三农”不再成为问题
近代以来，三次提出，三次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和工业化都密不可分，互为表里，而工业化又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十九大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首先表明中国狭义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但广义的工业化仍未完成。狭义的工业化主要指的是第二产业。1990年代末期以轻工业为主的产能过剩及2010年前后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能过剩表明，在中国，狭义工业化已经完成，未来的任务主要是：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在一些相对落后领域，通过产业升级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上游去攀升；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即在部分中国已经全球领先的领域，已经无人可跟，需要自主创新。这两个任务分别是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前两项。但就广义的工业化而言，还包括农业（第一产业）的工业化，这方面中国还是落后的。如果就此止步，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是不完整的，“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所以当前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而农业农村实现现代化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意味着近代以来多少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终于要实现了。
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三农”问题进行长远规划。年初的《意见》提出了三阶段目标任务，和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高度一致。不可否认，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业化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但城镇化仍将继续进行，也就是说总体上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和定居不会止步。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58%左右，而且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农村人口不仅占比下降，绝对数量也在下降。但是一方面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远落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前只有42%左右，也就是说城镇常住人口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和农村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仍将持续较长时间，而且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即使城镇化基本完成，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比如日本1955年的城镇化率是56%，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到1975年提高到76%，仍有2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1975年到2000年，日本的城镇化陷入停滞，25年时间里只提高了3%，即提高到79%，此时仍有21%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中国目前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日本1955年差不多，这说明，即使未来城镇化快速推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也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会居住在农村。因此，农村的现代化就是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内容非常全面。从《意见》上看，包括产业、生态、文化、治理、民生、精准脱贫、制度建设等方面。各个方面的内容都很丰富，比如在制度建设部分，提出要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加快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并要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充实农村集体产权权能；明确要求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等。这些问题，很好地回应了农民、农民工、新进城落户农民的关切。节前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出台，将加快乡村振兴战略的正式实施。
乡村振兴，为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乡村振兴，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全面完成！
乡村振兴，为“三农”不再成为问题！
编者注：本篇文章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对三农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当前，国家提出的“精准扶贫”，要求在2020年彻底消除贫困人口，这些年在精准扶贫算是基层政府的首要任务了，可以算的上是民心工程，当然对于基层政府而言，那就是底线目标啊，如果完不成，对组织交代不过去的，所以难免在扶贫过程中出现一些冒进的现象。据我听到家里人说的情况，关注贫困人口是第一的，但是如何帮助他们脱贫，目前的方式方法，显得比较粗糙，可以说治标不治本。没有真正调查好一户人家贫困的真正原因，没有对症下药，单纯从物资上给与，比如拨款，然后给他们建新房子，但是没有给与相应的技能培训，思想上的教育等等。一般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当大多数都已经过上小康生活的时候，少数人的贫困问题，其实一部分是家庭客观上的原因，比如田地少，青壮年劳动力不足，家里有人犯重病、小孩多，小孩正在上学等等，这部分客观的原因，解决起来不是一时半会的，就需要长期跟踪，是无可厚非的；一部分其实是家庭自身的原因，当家的好逸恶劳，家里年轻人坐吃山空啃老，这部分思想上的问题，也是很难一下子通过物质上的援助，当下是脱贫了，但是长期来说，难以根本性解决问题。扶贫战役，在未来可能存在反复的问题，依然需要政府部门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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