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Solon，约前640年—约前558年)所处的时代，雅典内部的矛盾已经十分激烈，整个社会面临撕裂的结果，城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在一天天消解，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债奴制，因为债奴制的存在，许多雅典人由于负债而成了奴隶，城邦的自由民越来越少，这已经严重地动摇了城邦的基础，雅典正在走向完全的失控。
梭伦执政时，债奴制已经无法回避。当务之急，就是要废除债奴制，恢复他们的自由人身份。但是，这却侵害到契约的合法地位，也会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利。
看起来似乎无解，但是，城邦不能武装奴隶保卫祖国。梭伦已经没有退路：要么，听任城邦涣散瓦解；要么，大刀阔斧废除债奴制，保证雅典有足够的战士。
这样，债奴制被废除了，雅典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那么，如何补偿富人的财产损失？梭伦发布命令：按照财产的多寡，把全体公民分成四个等级，财产越多，等级越高，地位和权利也越大，还建立了四百人议事会。
财产的标准，极大地调动了雅典人发展工商业的积极性，也动摇了旧氏族贵族的世袭特权，保障了公民的民主权利。
对于旧氏族贵族，梭伦也是有取有予：不再承认他们祖先的余沥可以永远泽及子孙的地位，但对他们世袭的土地，也予以确认。
整个改革，梭伦着力对社会矛盾的缓解，加强国家凝聚力，巩固国家基础，扩大并保证城邦的战斗力。国家的天平，没有倾向任何一方：既没有倾向弱势的农民，也没有倾向于贵族，更没有倾向于工商业奴隶主。
于是，几乎所有人，都感到心有不甘：在贵族们看来，改革应该继续巩固他们的世袭特权；工商业奴隶主认为，应该保证并且极力维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对于穷人来说，梭伦应该无情地剥夺富人的财产，把它分给自己，……
但是，梭伦让他们失望了。几乎所有人都不满意，他们觉得，梭伦的改革和他们的期望相差太远。至于国家变得越来越和谐，社会变得越来越稳定，政府变得越来越公允，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的怨恨，最后都集中到梭伦一个人身上。
这种结果，其实，梭伦早就想到了，他太了解自己的同胞了。只要能够保证雅典的天平永远平衡，个人的荣辱毁誉，非所计也。
他被自己的同胞流放了。
他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他的精神遗产就是，理性和平衡。
这种理性主义的光辉，能够穿越时空，经过罗马，最后在英伦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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