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视野：感知语调5

文学新视野：感知语调5

2021，在阅读中重新感知“文学语调”

所谓语调，就是给作品中的叙述以一种确定的节奏、一种措辞的倾向、一种造句的风格。这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作品的形式技巧。形式技巧的意义正是在于它能形成一种语调。语调形成之后，体验就能够被传达，也就是说，作品的真正内容就能够出现。语调这个概念不仅仅适用于文学，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有语调的。真正的作品能把听者或观者带入创作者对于所叙事情的体验中去。它能把你拖进这份体验，拖成功了，这份体验就作为作品呈现了。作品的“制作”，究其实质，就是将体验置入感性形象。由于制作，那份本来会消失的体验就永远地被保存在那里。——《关于文学的“语调”》

新年伊始，针对当下“全民阅读”中“文学性”普遍缺失的现象以及“全民写作”中“文学语调”的薄弱与淡化问题，文学报同仁就此发声，郑周明在《直面大众学者“出圈”为何备受关注？》一文中这样说：

文学新视野：感知语调5

在最新开播的辩论综艺《奇葩说》新一季里，来自华东师大的政治哲学教授刘擎刚一露面，就有“教授中的教授”、“学科之首哲学的排面来了”等弹幕飞过，也有很多网友一开始表示对他并不熟悉，疑惑哲学能为这个受众大多为年轻人的节目带来什么价值。首期播出之后，刘擎的“说话之道”让年轻观众看到了哲学这门与自己颇遥远的人文学科原来也可以如此贴近现实。

同样，近两个月，视频网站B站有一位新的UP主入驻，他坐在书房里似乎像一位传统知识分子，但面对镜头讨论的都是饭圈文化、丁真走红现象、内卷是否伪命题、凡尔赛文学是进步还是退步这类大众热点话题。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多年关注研究城市与青年的他之前多出现在大学课堂或读书会讲座上，而这一次他希望直面更多的年轻人，为对方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提到的一些与观点相关的人文论著也会出现在屏幕一侧，提供网友参考，弹幕里来自年轻人的真实想法，也给了梁永安更多的直接反馈。

以今天的网络用语来形容这些现象，是高校教授“出圈”，但在过去，鼓励教师更多面向社会公众是许多高校的传统，学者陈思和曾说：“高校的教育不应该局限在被围墙建筑起来的校园内，应该在适当的条件下为社会服务。”去年，他便和郜元宝、张新颖两位教授携手复旦教师团队及众多作家推出了在线音频课程及书籍《中国文学课》，以深度讲解文学经典的方式，探讨当下青年关心的爱情、在路上、生活的艺术、人性深处、超越生死等重要议题，对于这种形式的探索预期，他也表示：“对于社会听众，更需要的是通过文学来发生感情的作用，丰富人性内涵，鼓励人们对真善美元素的自觉追求，提升人们对人生百态的澄明的洞察能力。”

直面青年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心灵鸡汤导师”现象遮蔽了原本涵义，面对多元丰富的网络信息，当代青年的敏感性和挑剔程度也在上升，教授“出圈”比过去增加的难度不仅在于真才实学，更重要的是能否放下资深前辈的心态，与年轻一代真正共情同理。

在本报推出的2020年度好书榜里，便有多部作品的作者来自高校，因分享对当下青年议题的洞见而“出圈”，黄灯《我的二本学生》、项飙与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以及我今年关注到的另一本来自陈嘉映的《走出唯一真理观》，是今年同类作品中形成现象级话题的代表作品。三位教授分别来自不同高校不同的人文学科，书名似乎也可以巧合般串联起他们的写作初衷。

曾经以返乡题材观察走红网络的黄灯，是广东金融学院教授，《我的二本学生》推出后获得很大反响，她对过往多届学生的求学之路和社会成长给予了直接而朴素的呈现，让21世纪以来生于乡镇的普通高校青年群体形成代表性的样本观察，也让他们或励志或困窘的内心首次曝露于外界面前。黄灯坦诚表示，这本非虚构作品里，她更多展现的是一个记录者视角，答案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讨论后慢慢浮现。作品出版后，更多学生和社会青年联系她，分享自己的经历和困境，特别是今年疫情为应届毕业生求职以及校外青年就业造成了压力，对前途的迷茫是她听到的最多倾诉。倾听与理解，是黄灯认为自己当下所能起到的作用，她提到，一个正在服刑的青年写了长信给她，曾经也是二本院校学生的他误入歧途，在看了《我的二本学生》之后感到了某段人生之路的被理解。善于倾听而能带着理解的眼光去反思，对今年形成热议的一些关键词，黄灯也对记者表示，关键词代表的不仅是现象罗列，更重要的是应当触动全社会去反思当下青年在求学或职场所遇困惑、难题背后的复杂原因。

“忧愁也不是坏事，只要你扛得住。”这是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著作《走出唯一真理观》中的一句话，哲学的深奥在他笔下，变成了可以直接用于思考自身处境的表达。陈嘉映很好地隐藏了哲学说教，他首先强调的是自己热爱思考，然后召唤同样爱思考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哲学，尤其今天的哲学，不是宣教式的，我们之所求，首先不是让别人明白，而是求自己明白。”就像书名所提示的，这个世界没有唯一的真理，年轻人所遇到的问题也并非只有唯一的答案，陈嘉映没有避讳自己的局限和哲学的局限，也希望青年通过寻找不同途径和不同答案来发现相互的关联，“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面对庞杂时代带来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理解对方或许比寻求答案更为首要，学会思考也比发泄情绪要积极有效得多，正如陈嘉映在谈论青年心态时所观察到的：“今天的人容易产生失败感和无足轻重感，原因非常多，我想这跟人人都面对漫无边际的整个社会有关。一个人直接面对太大的世界会带来一种无力感。”此时，如何动态地看自己的人生计划以及持续纯净的努力就显得更为重要。

以一己之身为示范，是直面青年者的另一种形式，从温州到北大再到牛津大学的项飙教授，凭借社会人类学以及实证主义的视野使《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面向了更多的年轻读者。这本书涉及的话题之多以及复杂程度，在上述书作品都是最明显的，不仅面向青年遭遇的现实问题，也在为同代人给出自己的思考回应。在流动的全球化时代，项飙本人的成长发展正是一个样本，这也是他敢于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原因，同时他也坦诚自己作为“70后”还不足以对那些大话题给出更深的思考呈现，如果能为当下青年分享一些提醒和反思便实现了价值。在对话中，他提到学术训练可以分享给青年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年轻人不要把社会科学当作寻找答案和解决方案的一个路程，它确实给你工具，但这个工具怎么用、怎么用好，完全在于你。”

无法提供解决方案的阅读让一部分青年获得了被理解被共情的渠道，进而学会思考自己的处境与未来，也有一部分青年群体对此并不以为然。从弹幕内容和书籍评论中，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密集的网络信息之中，直面内心的交流机会还太少，无论是短视频、综艺节目还是写作的形式，直面青年者的教授们或许可以越来越多加入其中，时时勤拂拭公共话题背后那些陷入简单化的思维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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