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过三场葬礼：奶奶，爷爷，和外公。
奶奶是1990年走的，因病去世，听爸爸说才刚过了五十岁。那个时候，我还没到入学的年纪，但还是留下了一些记忆片段。
第一个片段，是我跟着舅妈站在村子主路旁的一条巷子口，等着灵柩、牌位、披麻戴孝的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姑姑姑丈过去，然后混入亲朋好友的送葬队伍中。上山之后，在远远的瞧得见坟墓现场的转弯处，跪拜完毕，便随着舅妈往回走了。这真的只是送一程的路途。
第二个画面，是夜里小姑坐在老屋堂前的门槛上哭泣，彼时没有人比她更悲伤了吧。奶奶的六个儿女中，只有小姑当时尚未婚配，她还是原来那个家中的成员——母亲的离世，与她而言，是天空一角的缺失；其他人则早已陷入养家糊口的泥潭中。
与奶奶的相处时日很短，而且是在生命最懵懂的初始几年，所以基本没留下什么印象，甚至连一个模糊的身前片段或画面都没有。能想的起来的只有爷爷房间墙上的黑白照片，以及爸爸偶尔述说的她的辛劳的一生。
爷爷是否悲伤不得而知——据说他脾气暴躁，时常对奶奶拳打脚踢；只是以后每年清明在奶奶的坟前，他总会多备一份纸钱，甚至模糊地记得他曾背过身擦眼睛。
此后漫长的20年，他独自住在半山腰的房子里，继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与土地打交道的生活。农民是没有退休或者安享晚年这种待遇的，靠双手养活自己直至生命的尽头是普遍存在的常态。
逢年过节各家做的过节美食都会送去一份给爷爷，这是小时候很喜欢做的差事，因为可以得到爷爷给的现金奖赏。对于没有零花钱的小孩来说，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了。可是，长大成人的很多年后，想到他一个人用餐会有些酸楚——为什么没有人将他请到餐桌前，共享呢？
明白的时候，他已经去找奶奶了。
接到爸爸报丧的电话时，我正在阳澄湖参加部门的团建，很是意外，因为之前毫无预兆；记起过年时回家给他买了吃的喝的，他很欢喜。以后，再没以后了。
请假回家参加了火化参加了葬礼，方得知他是突发急病，在医院过世的——跟奶奶一样，走得干脆而迅速，没给他的儿女们增添床前伺候的麻烦。但是，也来不及对身后事交待只言片语，彼时在他身旁的只有二叔。事后爸爸有过埋怨，也于事无补了。
葬礼的本身是待解决的一个个问题：请和尚找乐队、请先生挑日子、给亲朋好友报丧事，购买白布麻绳香烛纸钱红纸食材饮料烟酒茶回手礼，准备桌椅板凳碗碟幡竹子口袋，安排宴席接待宾客确定人事……一个个的规矩，一套套的流程。
在这些繁琐的风俗礼节当中，时间与情绪都已被耗尽，原本应该悲哀的葬礼，变的异常热闹以及可笑。亡人是否安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人是否体面。人们最先想到的总是自己，不是吗？
“一回生二回熟”，等到外公的时候，虽觉得吵闹，但也习以为常了；更何况在这些隔代的大事上，我并不具有话语权，甚至是个不到现场亦可的“外”字“已嫁”小辈。
外公走的慢一些，先是去了几趟医院，后在家躺了一段时日，晚辈们都知晓不过是“哪一天”而已。甚至过年的时候，大表哥组织照了个四代同堂的全家福，因为知道等不到明年春节。
外公走的那天早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是热闹的外婆家，姨妈姨丈们表兄弟姐妹们都在，似是为某个大事而聚。醒来时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是外公要走了吧。上午9点多就在微信群里看到了报丧的信息。
后来妈妈说，那天早上他们都去赶集了，只有舅家的表姐在，送了外公最后一程。我有点愧疚，因为刚醒时琢磨着给她打个电话说说的，只是没成想预感的这么准，所以就作罢了。如果打了那个电话，会不会有些不一样呢。
我是在葬礼当天一早坐高铁赶回去的，到现场已是午饭的点。熟悉的热闹场面，同样繁复的流程规矩，抑扬顿挫连哭带唱的哭丧，我跟着队伍送到了终点。然后在最后一个俗称“开娑”的诵经撒糖环节，直着腰端着香跪了个把小时。
从某种角度而言，到外公这个年龄，算是喜丧了。所以原本就不浓的悲哀情绪也就更淡了。
一代又一代，黑发人敲锣打鼓地送走了白发人。他们留在世间的痕迹，从最初晚辈记忆中的音容笑貌到抽象的家族故事传说，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恍如不曾来过。
电影《寻梦环游记》里说，“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
而我们都走在这条消失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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