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1984年间，非洲大陆发生特大饥荒，据有关统计，1983年非洲有1600万人死于饥饿或与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联合国称之为“非洲近代史上最大的人类灾难”。（“非洲的大旱和饥荒”，《人民日报》1985年3月20日）由此，一场名为“拯救生命”的大型演唱会于1985年7月13日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举行，100多位著名歌星参加义演，16万人出席现场，15亿人观看电视直播，为非洲灾民募集到5000多万美元。那一年，阿比吉特·班纳吉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埃斯特·迪弗洛还是一名小学生，“We are the world”那首歌或许也曾让他们热泪盈眶。
很多年以后，班纳吉和迪弗洛不仅已经成了经济学家，并且成为经济学界不多见的夫妻档，而贫穷——或者更确切的说，如何摆脱贫穷——则成了他们共同的研究领域。2011年他们合作出版了《Poor Economics》一书，中译本翻译为《贫穷的本质》。在每年几十万种的书海中，此书就算激起了些许浪花，也很快湮灭殆尽了。不想今年作者双双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于是此书倒又行情看涨了。其实想想迪弗洛早在2010年就得过克拉克奖，这也大可不必感到诧异——至少在美国经济学家中，如果没有得过克拉克奖的人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才是更值得惊讶的事。迪弗洛由此也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书中关注的焦点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也就是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的穷人，而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很多，“2005年，全球有8.65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3%）都是这样生活的。”早在1928年，凯恩斯就说，短缺和贫穷这样的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凯恩斯，“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可是，100年的期限转眼就要到了，这样的前景看来还遥遥无期。经济学家对贫穷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但他们总是在围绕着“大问题”侃侃而谈——2011年《经济学家》杂志评选出过去十年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伯南克、凯恩斯、萨克斯、明斯基和克鲁格曼），无一例外都致力于解决“大问题”：比如，外来援助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对此，哥伦比亚大学萨克斯教授在《贫穷的终结》一书中声称，只要富国每年拿出1950亿美元来援助穷国，贫穷问题到2025年就可完全得到解决。这位经济学家早年曾以“休克疗法”而闻名，这个法宝让他在南美洲享有盛誉，继而又让他在俄罗斯声名狼藉。而纽约大学伊斯特利教授则认为，援助弊大于利，自由市场和恰当的奖励机制能让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威权政治》一书中举出了很多实例，批评以扶贫之名的援助实际上伤害了受助者。我们到底该相信谁？“大问题”很重要，以萨克斯和伊斯特利为代表的对立双方各有各的论据，而且似乎都令人信服，但从来都没有形成明确的答案。也许，正是致力于解决“大问题”的方案，都试图一下子解决贫穷的所有方面，才导致了这些方案的失败。
于是，班纳吉和迪弗洛开始尝试新的方法——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sed Control Trials），并且建立了贫困行动实验室。他们希望以此找到证据，搞清楚哪些政策是有效的，哪些政策是无效的。比如说，人们最容易把贫穷和饥饿联系在一起，联合国粮农组织2009年6月曾发表声明，称全球超过10亿人正在挨饿。穷人基本上就等同于吃不饱饭的人，好像天生就处在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如果他们不工作，他们就没有食物；如果他们没有食物，他们就不能工作。因此，从这个视角来推断，他们应该把手中所有的钱都用来购买更多的食物。但调查显示，他们会优先购买更美味、更昂贵的食物，甚至吃不饱饭的人还会去买电视机。再比如，穷人为什么不存钱？很多人自然会说：“他们没有钱啊。”这不又是一个怪圈吗？因为他们今天没有钱，所以他们不存钱；因为他们今天不存钱，所以他们明天还是没有钱。可是，穷人也有将来，也许比富人更有存钱的理由。
这种基于实验的新方法，就是试图了解伴随着贫穷的具体的“小问题”，涉及食物、教育、健康、生育以及保险、信贷、储蓄等多个方面，再设计成可以精准控制的田野实验，去探寻贫穷的根源，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道理很简单，只谈世界上存在什么问题，而不去谈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样只能导致社会瘫痪，而非进步。”在五大洲数十个国家进行的随机对照实验表明，尽管穷人拥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欲望和弱点，在做选择时也非常谨慎，但最终的生活依然有着天壤之别。这就是贫穷的本质，或许也是中译本的译者把此书的副标题译成“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的原因吧。
其实，这是非常不恰当的，我们宁愿译为：对扶贫方式的彻底反思。从经济史上来看，“很多过去贫穷的国家现在却很富有，一些过去富有的国家现在却变穷了”，正所谓人类的幸福从来不会长久驻留于一个地方。这同样适用于作为个体的人。事实上，班纳吉和迪弗洛不是宿命论者，迪弗洛还曾担任理查德·伊利讲席教授；而理查德·伊利终其一生都坚信，政府在经济学家的帮助下可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他们只是在对贫穷经济学进行反思的时候似乎表现得有些激进，在消除贫穷的建议方面，他们完完全全是实用的。他们确信，过往的失败是由于对贫穷的认识不足或者误解，而耐心、细致、务实地从实验数据中去学习、思考，弄清穷人能够取得的成就以及在何时何地出于何种原因需要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是有助于与贫穷进行抗争并且最终消除贫穷的。这也是他们的新方法以及据此而开展的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价值所在，正如诺贝尔奖官方的新闻稿在宣布他们获得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称，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穷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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