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已经过去差不多有十七个年头了，在那场灾难面前我们国家表现出来的整体表现都非常值得肯定，后来我们迅速的在一些方面做出来调整。这些努力使得我们有信心的说中国的疾控已经做的足够好，不会发生这样的大规模事件了，在武汉就在两个月前我们举行的军运会上面有这样的演练，模拟的是天河机场出现疫情，结果是得到了迅速的扑救。
真是造化弄人不知是巧合还是，在武汉还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原本我们已经做到了充分的准备，没想到在这次疫情开始我们还是被打的几乎没有还手之力，非典后的一系列努力似乎并没有起到应该有的作用，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早我们就有了类似的这样的预警，而不过他们是医生，不是行政官员，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疫情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蔓延，后面引发的一系列事情令人焦头烂额，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美国疾控中心有行政权利，在这样的事关公共安全的大事件有独立采取措施的允许，而我们需要层层汇报，考虑影响，这一切都似乎说的过去，可是在这样的一种非常规事件来临的时候这些似乎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传染病重在预防，以我们现有的科学水平并不能在疾病发生后有百分之百的能力去解决它，真正起到决定性因素的是使我们的预警机制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不再是一个机构和单位的分内之事，而是我们全社会每个人都必须要重视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会有谁在阴暗的角落里偷偷的吃下一只蝙蝠或者其他，但是在这样影响事态扩大的措施上我们对每一个细节都要重视起来，害怕恐慌最后才会形成恐慌，我们一开始都把它想象的糟糕一些，只有这样真正的糟糕才不会发生，我们应该允许大家各抒己见，而不是都去歌颂太平，像李文亮说的那样，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我们应该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对别人的话加以重视，不管后来别人说的那些话的糟糕局面有没有发生，我们应该改变整个社会的层层汇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国家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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