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中的很多人，是出于心灵的原因，再加上热衷于某些学科、乐于帮助人们学习等愿望的激励而成为老师的。但年复一年，随着教学生涯的延续，我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这种心灵的力量。我们怎样才能在教学中把我们的心灵找回，像优秀老师那样，将真心献给学生？
2、一个优秀的临床医学家工作的方式是私人性的，从来不是公开的。临床医学家必须为患者保密，仅仅公开患者的名字都会被唾弃。一个优秀的律师在公众法庭工作，但是自己的意见不偏不倚；如果一个律师容许自己对委托人的罪责掺杂个人感情，而不努力为委托人辩护，他就背离了自己的职业道德。不过一名优秀的教师必须站在个人与公众相遇之处，就像徒步穿行在高速公路上，处理川流不息轰鸣而过的交通车辆，在百川交汇处“编织联系之网”。
3、对一个敞开自己准备接受嘲讽的年轻人来说，我的反应会对他有相当大的影响。我告诉他，他不仅仅可以用“我”这个词，而且我希望他经常用，无拘无束地用，然后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我学的专业是历史，”他说，“每次我在论文中用‘我’这个词，成绩就会降低半个等级。”学术界对主观的偏见不但迫使学生写作的用语贫乏（用“普遍认为”代替“我认为”），而且使他们对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认识变形了。单从一方面来说，我们把学生引入思维的歧途，蹩脚的文章可以把主观观念当成事实来写，我们使得学生疏离于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
4、作为教师，为了我们的学生我们自己和教育改革，我们怎样才能找回失落的心灵呢？这个简单的问题是对很多推动教育改革前提假设的挑战——有意义的改革变化不是来自人们内心，而是基于我们内心之外的因素，基于教育拨款，方法论、课程以及制度重建。更进一步地来说，这个问题也是对关于推动西方文化发展的现实与力量的前提假设的挑战。任何文化的根基都建立在该文化对“现实和力量归属何处”这一问题的回答上。有的文化的回答是众神，有的认为是自然，还有的文化认为是传统。在我们的文化中，答案很清晰:现实和力量归属于客体和事件构成的客观外部世界，在科学领域则归属于对这个外部世界的研究，而心灵内部因素是荒诞不经、不切实际的，是对严酷现实的一种逃避，理所当然地不能成为影响外部“现实”世界的杠杆力量。
5、记住我们是谁，就是把我们的全部身心放回本位，恢复我们的自身认同和完整，重获我们生活的完整。当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不单单是一些资料，我们解体了我们自己（dismember ourselves），随之而来的就是可悲的政治后果、可悲的工作后果、可悲的心灵后果。
6、教师们常常遭受解体的痛苦。表面上，这种痛苦是因为那些加入学术群体的人发现自己与同事和学生处于疏远、竞争和冷漠的关系。在更深层次，这种痛苦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而不是社会学层面的:这种痛苦来源于切断了与我们自身真实的联系，切断了与我们投身教学的热情的联系，也切断了与心灵的联系，而心灵才是干好所有工作的源泉。如果我们已经失去了教学的心灵和勇气，我们怎样才能再鼓起勇气、振作起来？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那些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怎样才能记起我们自己的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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