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年代,人被简单的区分为好人和坏人,在革命年代,学生在老师的心目中也是一样,被分为好学生与坏学生。
用好坏去区分学生,我觉得这已经违背学校教育的根本了,但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区分的。
除了小学外,我一直在混着(其实小学混得更厉害一些),成绩也不是那种看起来喜欢的数字,所以我一直认为学生时代的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不是一个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
在小城上高中的时候,班上绝大多数同学是XX团员,我不是;在孔村的时候,班上除我以外所有的人是XX团员,我不是。
我不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我认为自己也不是一个坏学生。
虽然我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坏学生,但是,我曾经被老师安排票选过是最坏的学生。
具体时间我已经查不到了,估计是在198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高一,正上自习,班主任到教室,让同学停下自习,写出自己认为的坏学生,收了上去。
我当时写的坏学生,是一个一身的虚伪的同学,可能是老师心中的好学生。
我当时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坏学生。
可是,结果事与愿违,事后我得知,我是全班票选出来的那个得票最多的坏学生。
对于老师心目中的三六九等,我认为是老师的个人权利;但是组织力量,给一个学生烙上一个“坏”印子,大概只有高衙内和陆虞侯这样的人,才能做得出来。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
对于这件事,虽然过去很多年,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也没有完全成为好人,老师安排票选出来的坏学生也没有坏到那里去,都在生活着。
当时的学生是未成年人,当时的老师是一个成年人,一个成年人用这种革命的办法,找出班上最坏的学生,老师的心理也是有些革命的龌龊了,和地沟一样阴暗。
过去的同学可能已经记不起那件事情,一件老师安排的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个最坏的学生还记着,那个老师,那个我认为最不应该成为老师的革命者也已经去请示马克思了。
有些事情,你可以滥竽充数而被不齿,但是决不能像地沟一样阴暗,这是一种区分人和非人的品质了。
时间如流水,在石头上划过的痕迹一直存在着。
少年朋友上学的时候,我定了两条规矩,一是安全,二是不撒谎。
安全是让他知道生命的无价,不撒谎是一种勇敢和担当,除此之外,我认为其他都没有这么重要,甚至是作业和考试,作业和考试不会就不会,从不会到会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会是知己之不足,是一件可以庆幸的事情。
和我少年时代相比,少年朋友比我要胆怯一些,也文明一些。
少年朋友在成长中也做过一些所谓的坏事,譬如急了在电梯里解决然后被投诉到我这里,和小朋友争吵甚至打架,我都认为这是人生成长的一个正常过程,有些时候,我还希望在遵守两条规矩的情况下,更出轨一些。
但是,我感觉他也不是一个好学生,他有时早上睡过头了上学迟到,在小学时,考差了模仿我的签名,或者拿我的章子直接盖上。
这些,我想是可以让他修正的。
如果一个人一出生下来就是伟大光明正确,那人生太没有意思了。
少年时代不做点小坏事,感觉长大以后没有可以回忆的内容。
“人非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每一次错误,都是人生的经历和修正。
少年人还有修正的机会,而成年人这种修正的机会在逐渐丧失。
至于好人和坏人,梁启超先生在给李鸿章写传记的时候,有过这么一段话: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
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社会上的生活不是以好人和坏人区分的,而是以生存来看待的,所以自我生存的能力和自我学习的能力,是我对少年朋友的个人要求,然后除此之外,可以高雅一点,有一个艺术欣赏的能力,生活就可以满足了。
201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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