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资娅老师：
我所要深表歉意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为的是我并未做到一个好学生最起码的在课堂上认真听讲的要求；虽然说我是坏学生也是有失公允的，显然我也不曾干扰过您的课堂教学。对老师的教学水平，我是肯定的；老师对老师的才学，我是仰慕的；对的和蔼，我是喜欢的；对老师的明达，我是向往的，所以，我的不做好学生罪实不在您，而全在我！
我是喜欢古文的，但是我只是闲暇时看看古文，并不留心于古文研究，所以与古文交道十几年下来，阅读古文的能力还很一般，说来实在让人惭愧；又不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逻辑更是说不上好，（逻辑学还悲惨的挂过科呢），这些缺点更是让人难以启齿了。
可是，现在之所以提出问题要和你商榷，是觉得讨论讨论交流交流总不是坏事，可能难免也会有观点上的冲突，见解上的对立，方法上的分歧，但是历来的成就哪个不是在冲突，对立，分歧的矛盾里产生的呢？无矛盾即无问题，无问题即无思考，无思考即无进步，无进步又何来创新和发展呢？
何况，我曾听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所以我就不管我思辨力如何的不严谨，逻辑性如何的不通畅，也就不知天高地厚不揣冒昧的来和您来商榷了。
您所要求的是：或《小议汉字词的的本义》、或《小议汉字词的的引申义》，二者居其一。可以查资料，但必须论出自己的个人的看法。我当时是茫然而又愕然了的，因为在我看来，仅议论汉字词的本义或者仅议论汉字词的引申义，都是很难议论出什么见谛来的，为的是汉字词的本义或引申义是一个狭窄而不宽泛的概念。何况，以我之见，就算你将汉字词的本义或引申义议论的很好，也没有多大的价值，最多是在语言文字学领域有一点小价值。所以，思来想去，我觉得汉字词的本义或引申义，其价值实在既不在它的本义，也不在它的引申义，而是在它的本义向引申义转化的过程里！也就是说它的真正的价值正在这个词义转化的构建过程，对，是的，构建过程！构建过程！！构建过程！！！唯有在这个过程里才真的有大文章可作，才真的有利于我们去表达和阐述我们独特的见解或见谛！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是可以从理论上得到解释从实际中得到印证的，以下我会详细的谈谈我这种看法的原因。
其一，所谓汉字词的“本义”或“引申义”都不过是古代文字训诂学中对汉字词义分类的术语之一种！具体而言，汉字的本义表达的是一个汉字符号最初的意思或原本的意思；汉字的引申义表达的是由原来的意思或最初的意思演变而来的新的意思。这样说来，研究汉字词的本义和引申义，原本是训诂学家的事情；而训诂之学，有汉以来，洋洋两千余载，名士学人，儒者闻人，对古来经史子集，研究之多，成果之丰富是五十五百车又五十五百车也装不完的，所以如果还去谈论什么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就难免落入旧瓶装旧酒的窘境，这样瓶子既不好看，酒也弄得不好喝。如此说来，这个路实在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二，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确是可以议论，但也确是只能够小小的议纶的，而且也是只能够站在汉语语言学的立场来议论的。因为你无论是写《小议汉字词的本义》还是写《小议汉字词的引申义》，无外乎是说些汉字词的本义或引申义的概念，汉字词的本义或引申义在汉字语言中的作用和价值等等内容，而后几乎就没有什么好议论的了。因为既然没有引申义，那么也就没有再谈汉字本义的发展问题的必要和可能；因为没有谈汉字的本义，那么也就谈不到引申义如何的起源的问题了。或者，也还是可以两者兼而论之，但是也只能够一笔带过，于最有价值意义的词义转化过程于不顾或重视不够，否则难免又落入于题不符的窘境。由此说来，不若直接的以《试论汉字词的本义与引申义——从本义到引申义的词义转化中窥视中国自古以来的话语权利》为题更妙！这样不是更有利于思想之表达，见解之阐述吗？
基于以上两点，我就不揣冒昧的擅自将题目改却，将以《《试论汉字词的本义与引申义——从本义到引申义的词义转化中窥视中国自古以来的话语权利》为题来表达我的观点和阐述我的见解，观点之正不正确，见解之高不高深，姑且不论，我只愿我的观点和见解能够自圆其说，自我满意就好。不敢说要成一家之言，所以就不老套的说望大方之家指教了！
如今且将我的《试论汉字词的的本义与引申义——从本义到引申义的词义转化中窥视中国自古以来的话语权力》附录于下，以兹老师指教。
諒論畊 10/21/2012 00:48 AM
试论汉字词的本义与引申义
——从本义到引申义的词义转化中窥视中国自古以来的话语权力
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一个严密的话语系统，语言的演变又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特点与内在逻辑！文字作为语言的载体，承载着语言托付的神圣使命。文字的发展，一定意义而言，正体现着语言的发展，文字的发展轨迹正是语言发展轨迹的映射和投影。汉字从来都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字，它一点也不冷冰冰。这是可从两个显然的角度得到确证的：宏观论之，汉字的历史发展轨迹有利的确证了这一特点；微观论之，则汉字词的“本义”和“引申义”概念的存在以及汉字词的“本义”向“引申义”的转化过程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特点。
如果仅从字面意思而言，汉字词的“本义”的解释是这样的：一个汉语语言符号的原本的，最早的和普遍接受的意思。汉字词的“引申义”的解释则是：一个汉语语言符号由它的最初最原本的意思演变而来的新的意思。这样的解释我想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如果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复杂了，那我们就会询问为什么会有汉字的“本义”到“引申义”的发展，汉字的“本义”到“引申义”又是如何发展的，发展后的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又存在何种关系等等问题。
汉字词的本义到引申义的发展，前文已有所交代，即是它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语言本身内在规律发展的的必然产物，这里不是我论 重点，我姑且一笔带过。至于汉字词的本义如何向引申义发展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一种是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产生了许多的新鲜的事物和意识，语言的词义也是不得不反应现实世界的，按着语言发展的特点和事物追求简约简便的偏好，也就没有每一个新鲜的事物和每一个新创的意识都需创造新的词语来表达，于是自然要依靠赋予现有的词汇以新的意思来解决现实的需要，这就是词义的“引申义”产生的原因之一端。这是一种自发的内在的发展因素。它发展的结果是造就一种“明显的引申义”，所谓’明显的引申义”是说，引申义的意思和本义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由引申的意义可以轻易的联想到它本来的意思，或者说由本来的意思也可以自然的阐发出它的引申的意思。另一端则是非自发非内在的发展，强烈的人为作用的结果。具体的说，这些引申义是可有可无的，或者是本不应该出现而为人们所强加的。它发展的结果是造就一种“间接引申义”或者“完全脱离的引申义”，所谓“间接的引申义”是说引申的意思和本义相差很远，没有相当的考据功夫是难以知道它们的联系的，但是总还未真正脱离联系。所谓“完全脱离的引申义”是说引申义与本义，已经看不出一点联系，就算去考据去刨根揭底也找不到它们的联系了，反正，完全成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而“间接地引申义”和“完全脱离的引申义”正是我要论证的重中之重点！我的大文章的立意基点正要从这里开始。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间接的引申义”或“完全脱离的引申义”乃是强烈的人为作用的结果，它所造就的断裂和歪曲是有意为之的，它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规律和现实社会的内在需求，而在其中体现的则正是一种可怕的权利意识，那就是一种话语权意识！
也许你要反驳我：难道“间接的引申义”或“完全脱离的引申义”就都不好么？回答是：当然不是。它们的存在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整体而言，还是弊远远大于利的。因为毕竟是一种可怕的话语权在作怪。又问：难道话语权一定就很坏么？回答依然是：当然不是，但是话语权是会走火入魔的，如果是理性的话语权当然是十分有价值的，但是话语权一旦失控，危害可就大了呢！！！再问：何以知之啊？答：岂非三言两语可以尽意呢！以下我试着慢慢为你回答。
我的回答是：就先以考据训诂注释之学而言之吧。我们知道我们的古人是热衷于“述而不作”的，所谓“述而不作”就是说他们只是去阐述古人书籍中的意思，阐发古人文中想要表达的意图，而不亲自去创作自己的作品。于是，自有汉以来，洋洋二千余载，训诂考据注释之学甚行，各类考据训诂注释之学的书籍真是五十五百车又五十五百车也装不满的。可是问题在于，他们并非是真正的在那里考据训诂注释的，那不过是他们的外在表现，他们“述而不作”的真正的意图乃在于“古为今用”“他为我用”，乃在于更好的去阐发他们自己的意图，构建自己的哲学世界体系。因为考据训诂注释之学最早源于去解释阐述儒家经传的，所以这里我将以儒家经传被解释被阐述的发展轨迹为例来说明。这是可以很明显看出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儒家是不断的发展的，儒家的发展大体经过了几个阶段和几次转变，可是我们细究其原因，其实质乃是一种话语权的改易，由于话语权的不同自然导致了解释权的不同，解释权的不同的自然就形成了形式各异的儒家思想。具体而言，孟老先生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就与孔老先生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不同；董仲舒先生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和孔孟两先生的也不符合了；王弼，何晏先生的话语权和 解释权更与董老先生的有异；韩愈先生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又和王老，何老两先生不合；而后的朱熹的先生不同于韩愈先生，王阳明先生的不同与朱熹先生，王夫之先生的不同于王阳明先生也就可以很明白的解释了。至于我们爱幻想和爱深思的康老圣人在十九世纪的末页还能搞出一个托古改制的改革方案来，则更是对话语权和解释权的绝好诠释和注解。下到如今，则我们的以马列毛邓思想（虽其中有些不属于中特现代化理论，但也十分的重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理论又何尝不是话语权和解释权在新时代焕发出的新生命呢？
但是以上谈论的并不都是话语权解释权的破化作用。话语权和解释权的破化作用视古观今，实在太多了，这里仅再以两三例论之。
一． 以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之风盛行论之。
我们都知道魏晋时代是我们名人学士爱谈玄说风的时代，他们或隐居于世，放浪形骸；或在朝为官，”仕不事事”，做什么高远的“朝隐”。一定意义而言，他们的谈天说玄乃是时代使然，但是他们洒脱自然洒脱了，高远自然高远了，逍遥自然逍遥了，美名自然美名了，但是他们除了对人的精神境界有一种极端的指导作用外，于当时的社会真是于事无补！他们的解释古人，融合儒道而所创造的玄学体系实在是一种在错误指导下的话语权滥用，可是依靠着时代苦难的土壤和国家分裂的现状，玄学之风却贯穿魏晋南北朝始终，如此长久，流风所及，自然是于现实的实际和实践无补，无外乎会造就后来的所谓的五胡乱华，无外乎会出现所谓五代十六国的纷纷扰扰了。它本义追求的是心灵的安详宁静和自由和谐，结果得到的是现实的不安详宁静和不自由和谐。其于自己是一种痛苦，于时代也是一种灾难。
以我之见，这种话语权和解释权，真是其危害大矣！
二．以有清一朝的考据之风盛行论之
这也是我们知道的，满人趁人之虚的住进了紫荆城之后，并未让我们的还算有些骨气的汉族人全部臣服的，于是满人气愤愤的有他们的惩治汉人骨气的嘉定屠杀，扬州三日。但是满族人毕竟是很有些不自信的，不自信自然是自卑了，自卑自然使满族人很敏感多疑，所以它还要来搞些思想方面的控制，这就是有名的文字狱了。所谓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它是否是有意贬斥满人和反对新朝我们姑且不论，但是满人以此而解释为有意贬斥满人和反对新朝就是一种话语权在作怪了。满人站在权利者的角度，话语权解释权掌握在他们的手上，他们说黑是黑说白是白，正如当年指着鹿要别人说是马的赵高一样，话语权掌握在他手里的缘故。可是，汉人学士儒者闻人，总得写总得说吧，写诗写不好可能要掉脑袋，写文章学的不好可能要打屁股，说话也怕隔墙有耳，终日怕也要提心吊胆。满人的皇帝想：哎，这些不听话的家伙，没有他们是万万不能统治整个关内华夏的。汉人学士儒者闻人想：看来，只有往故纸堆钻了。好歹，既可消磨时光，混碗饭吃，也许还能混一个后世的好名声呢。于是你一个我情投，我一个你意合，于是考据训诂注释之学就较以往任何时代的昌隆起来了。于是，汉人学士儒者闻人埋着头有些愤愤的啃书本弄毛笔，也不管什么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了；满人皇帝自然是笑了，并说：嘿，原来这么听话的！
于是一个以他的一种话语权，迫使着另一个去行使着另一种的话语权。以我之见，这种话语权和解释权，其危害亦大矣！
三．以文革时期的上纲上线之风盛行论之
这是离我们现实生活最近的时期，我们的爷爷奶奶父母长辈都是从这个时期走过来的。文革的发生，它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是归根结缔还是一种权利意识的争夺，即是谁是掌握话语权的人。是修正主义者呢？还是老马克思主义者呢？所以我说它起源于话语权的争夺，又以一方的掌握话语权而将未掌握话语权的一方击败，最后它自己也死在他人的话语权里。因为它掌握了话语权，自然就掌握了解释权，所以它就可以罗织罪名，广布罗网，将与自己话语权不同的异己分子一网而打尽之。文革时期的打倒这个，消灭那个，人人自危，个个掉胆，正是他们不曾掌握话语权而被他人掌握话语权的原因啊。
话语权者，权利的代名词也，所以它的本质是权利，它的手段是解释（或曰引申阐发发挥歪曲自圆其说等等等等），它的目的自然是利益的博弈，它的最高追求则是让自己活得更好站得更高，将别人踩在脚下！
话语权者，亦上层阶级之私有权力也！但是它并未为任何一个人所真正“私”有，所以我们天下任何一个人一方面苦苦追求着它，一方面却将怨恨和怒目对着它。每个人都愿驾驭着它，每个人却都不能完全将它驾驭着；或则是掌握驾驭者它，又被它无情的驾驭与掌握着。
话语权者，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包罗于万象，含蓄于万有，博大精深，微奥玄妙，又岂非我辈所能够穷尽哉，故曰“试论”云云，所以还有待于大家共同谈论之！大方之家不惜赐教之！（可见我的逻辑矛盾了）
諒論畊 10/21/2012 11: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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