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谈论大事的人，混迹在无产者的队伍中，但他们其实并非无产者而是“脱产者”，这方面要尤其注意。
其中，又以教育界的人为最。因为无论学生、教师，研究人员，基本都是脱离基层生产的。他们同样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却有相对优厚和有限的生活资料。一旦去叫他们去和工人打成一片，自五四运动以来能做到的就很少。但是一谈论起社会来，也往往以无产者自居了，表达出的态度却往往是倾向于资本主义的。这很正常，因为他们实际的经济基础实在是建立在他人的劳动之上，不是家庭便是社会，只是自以为是无产者，而实际上是脱产者了。马克思便是一名脱产者。
除了教育界之外，谈论社会主义最多的是资产阶级，这听起来让人十分意外。但是，脱产的马克思并非拥有什么可以盈利的显赫职位，若非得到身为资本家的恩格斯的援助，那么就不会有《资本论》的诞生了。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终究只有其中的一员才能够写出来，只因为资本主义是复杂的东西，代表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对社会的思维、比较和分配模式，甚至连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一种模式。因此，研究它们的著作也就只能由同样居高临下的人写出来，这些人就是脱产者，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到底从一开始有着怎样的隐忧在里面！研究社会的不是无产者，研究无产者的也不是无产者，只因为无产者若不和资本结合，便毫无生产力可言。这资本虽然未必是由私人掌握的，但知识分子总是不可能摆脱依附资本的倾向在它身体里。自农业革命、人类大分工以来便是如此了。所以一说要剥夺资本，知识分子们便很容易联想到那是如何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生命，如何粗暴地禁止了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所有“自然的”生活方式。
现在文艺界就常常这样为资本主义摇旗呐喊，抛出所谓的“人性自私论”，即人是自私的，所以社会主义的事业不可能成功，这听起来简单明了。但实际上，历史上的革命者们总会抛出另外一种理论：人类中既有自私的，又有无私的，所以革命的便是无私的人团结起来，把那群自私的消灭掉，如此革命便可以实现，理想的国度便可以建成。至于知识分子抛出第二个疑问：“谁能确定哪些人是自私的，哪些人是无私的”，那便由不同的宗教和信仰来解释了。总之，如果社会真的到了要变的时候，实践一定是跑在理论前面。因为受伤最重的是基层，压迫从基层开始，而这不是上面高谈阔论的衮衮诸公所能理解的。等到下面的打上来，便并不是唇枪舌剑可以制止的了。
不过在那件事真的发生之前，我们还有机会来正经讨论这个问题，即人性自私论的必要性。在笔者看来，人性当然可能有无私发挥的时候，否则舍己为人的那些英雄便从来不曾出现。而那些汲汲于强调人性自私一面的人，实际上是他不愿发动自己的善念了。但是除此之外，把自私和无私割裂的念头，也有失妥当。假如一个社会完全是无私的人，创造出来的福利无人可以享受，那么这个社会的存在也是没有必要的了。如果人们试图把自己所在的社会变成这样的社会，那么便有强迫他人交租的嫌疑，这是最残暴的情况。所以这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行不通。如此可见，人不能创造一个完全无私的社会，而是要创造一个“私所应该私”的社会，让应该占有产品的人获得产品。在古代，用来奴役人民的封建文化的宣传便是“上层皆清官，百姓皆无辜”，即把百姓作为应该享受自私的人，而官员们都清正廉洁，是无私为他们创造这些私利的人，尽管他们做起来完全是另外一套！到了现代，自觉或不自觉地引进了西方的“奥林匹克精神”，事事习惯用竞争的观点来看待。那么知识分子就容易认为，那些努力在市场经济中承担风险，便逐渐提高其能力的人是应该获得私利的。一般人也认为：有钱就买，没钱就卖，这是天经地义。总之，自私是不应该和无私产生矛盾的，既不能消灭自私，也不能消灭无私，还要让一部分人享受自私，一部分人承担无私。这些混合起来就是“职责”，一个人在尽他职责的时候要以奉献为主，而在离开岗位的时候便以享受为主，这样分配便不再以人为界限，而以不同时候的人性为界限，比之以前确实是进步得多。
不过这当然依旧不是万全之策！只因为占有资本的人，他是雇佣别人来完成职责，他能享受的时间远远多于无产的人，也即他处于脱产状态的时间比其他人都要多。那么情况如果继续恶化，让少数人完全垄断了资本，那便和古时候的地主佃户关系没有多大差别了，不论是自私论还是无私论都要破产。
所以最关键的争执，依旧不在人性的自私或无私上，而是脱产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对立。我们常常所说的无产者，当然不包括那些不干活的人！有人认为资本家是完全脱产者，因而要革命，有人认为知识分子是完全脱产者，因而是学阀，这都且由他们争去！我们不管谁是脱产者，谁是劳动者，总之他们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确实要区分为这么两批人。我便认为资本家和读书人，至少相对于基层来说是脱产者。他们设想的种种社会面貌和生活方式，是依附在资本之上的，所以不能与工人完全琴瑟和谐。他们自己打趣，取了个雅号叫“小布尔乔亚”，现在基本是和咖啡、面包、西装、丰田、迪士尼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实很多人还算不上小资，只是表达一种惯性。到了21世纪，这种惯性又增添了电子游戏，因为这是“高雅人的脑力劳动”，是对整个世界进行规划和体验的，是在脱产的情况下才能尽情享受的“精神生命”。连农村的孩子们有了电脑也不免沾上，使无产者和脱产者的本性似乎更加混淆了。
但是！无论一个人喜欢做什么，他都无法摆脱被迫做什么的压力。城里的学生再贫穷，只要他还不必入职工作，那么他就更倾向于星巴克。农村的家庭再富有，只要孩子自己面临经济问题了，他也会切身体会到所谓阶级差别的常态。有人说一个人没钱的时候，会产生的第一理想永远是挣更多的钱，而非斗争，这是自然。我们当然知道无产者本来就是被迫产生的，是由资本时代创造出来的，所以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尚可的时候，人们做的更多是成为资产者的梦。但是一旦形势越发不容乐观，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巨大差距，那么思潮就要起变化。等到人们再意识到形势无法如他们想的那样变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他们思潮就要进一步起变化。
一步步变到退无可退为止。
不过这已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的主旨是在解释一个怪异的现象：为何那么多自称无产者的人，思想却完全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脱产者。对于脱产者来说，要么是通过继续剥削的方式，坚持小布尔乔亚的生活理想。要么是加强剥削，使他们建立在他人劳动之上的生活能够完全落实。一些人并未在理性上认清到这一点，终于因为感性的不堪忍受，发展到要控制整个社会、消灭全部资本私有的地步，那便是盲动的左派。盲动的左派必定消灭它自己，因为他们实际上和主张资产者一样贪婪。
中国近代的革命却不在此列。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那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一步步从基层的经验，反过来向上攀登的。从工农武装割据到合作社，这展现了一副全然不同的图景，这才算是真正的无产者的革命，这才算是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建立起了一套调整的方式。要问中国的道路往哪里去，只需看看基层此时可走的路便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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