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是个盲人,刚好比我大四十岁,因家里穷,没日没夜地为生存努力劳作,他好强的精神更不想输给生产队每个平凡的社员;记忆中跟阿婆,二伯,哥哥在大山里共同生活了七八年,对于二伯生活磨难的点滴见过太多太多,回想起来令人五味杂陈,心生冰霜。
村后山上有块比较肥沃平整的土地,离村里稍远,上去走路若一个小时,生产队种植了红薯,高梁和玉米,进入秋天收割了高梁玉米,翻过了最后一道红薯藤,队上要求守红薯,赶前来拱红薯的野猪,那块约两公顷的大土中间架了个吊楼人字杉木皮厂,牵着二伯的手,人生中在哪里经过了队上轮流值班的七个夜晚。
秋天黄昏,晚霞将天空抺得彤红,太阳从西山落下去后,天幕灰朦,星星开始闪烁在天际,月亮从行云深处忽明忽暗地升起;第一天领着二伯,扛着被褥一起上山守红薯,杉木吊楼三角厂矗立在土中央,整体A字形,床架在A的横担上,厂外裹着杉木皮遮风挡雨,进门上三步简易楼梯,门用两块杉皮中间两根棍夹住,开关门靠移动整个门才能进出,那七天里天气很给力特闷热,杉皮门放在地下一直没用过;床上垫满厚厚的稻草,宽度一米五左右,长两米多,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吊楼别墅值班室。
身上带了砍柴刀防身,生产队有根竹梆和根敲梆棍留在床边上,竹梆和我一样高,一根老竹子有十几公分大取了四节,有一节作了把手,竖条两边中间镂空两指宽,手握把手用梆棍击打中心部位发出“梆梆”的声音,浑厚中略带尖声,传播很远;当时觉得好玩,有节奏地敲了一趁。
我和二伯去守红薯前两天,队上割了部分红薯藤,而且天天早晨会来割,红薯从地上露出来,妇女们会故意用手扯出来,站在原地削一半红薯皮直接啃;红薯藤蔓一把把捋顺扎好,二三十扎梱成一担,土边砍根杂木削尖两头作扁担,挑下山送到生产队猪场喂猪。
守红薯睡茅厂特凉快,山里蚊子多,摘把山苍籽放手掌中搓出油涂在身上,蚊子不会近身叮咬;二伯睡觉时手上拿着梆棍,有意无意隔几分钟敲斜在厂壁上的竹梆,伴随着梆声的我早入梦乡。
第四个夜里,白天喝多了水的原故,不知什么时辰忽然尿醒,迷迷糊糊中趴起来站在厂上准备嘘嘘,二伯大概沉睡中忘记敲竹梆,远处几头野猪在月光下拱红薯,野猪眼睛发出绿光似荧火虫一闪一闪,大概是母猪带了群野猪崽,把我的尿吓了回去,大吼几声赶野猪,心虚地到处寻找砍柴刀,二伯醒来右手拿着梆棍,左手提着竹梆站起来,边敲边朝厂外“哦许,哦许”地吼着,野猪瞬间消逝在视野中;哪夜二伯再没睡好,感觉辜负了队里的信任,良心受到了谴责。他临终前一年我和他聊天,提及大土上守红薯的事,还开玩笑说我那晚童子尿尿湿了开裆裤,哪一年他九十二岁,相信他记忆力比我好使。
清晨天醒来,大山里偶尔能听到锦鸡伺晨的鸣叫声,清晰的声音听起来温柔可爱;站在大土上远眺山村,炊烟袅袅升起,我知道山村也醒了,远处传来雄鸡的高亢,狗儿们的狂吠,老牛和着哞哞,一片祥和温馨,山里又开始了崭新的一天,希望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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