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清华园位于北平城外，当清华园解放时，北平尚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几乎日夜难寐，他们为这个世界闻名的伟大古都的命运担忧。
一天晚上，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代表来到梁家。他们说明来意，是为攻占北平做准备，万一和谈失败，被迫攻城时，要尽可能地保护古建筑。他们摊开一张军用地图，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重要的古建筑，并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
过去，梁思成林徽因他们每发现一座有价值的古建筑，必向当地政府书面报告它的价值，提出保护的措施，但这些报告全部石沉大海。今天共产党的军队主动找上门来，请教如何保护北平的古建筑，这使得梁、林两人在感情上一下就和共产党接近了。
北平解放后，梁思成担任了中央直属修建处（这是1949年后第一个负责管理建筑工程方面的机构，即1952年成立的建筑工程部的前身）的顾问。后来，梁思成还被聘为全国政协特邀代表，参加了政协“国旗、国歌和国徽小组”的讨论，他是积极主张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的人之一。
全国政协成立后，立即公开向全国及海外侨胞征求新中国国旗、国徽和图案及国歌词谱。梁思成被聘为政协的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清华营建系也在梁思成、林徽因二人的领导下成立了国旗、国徽设计小组参加竞赛。
林徽因对国徽设计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梁思成则发表了四条意见，从国徽的性质、用途、理念和制作等方面，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了要求。经过讨论，他们决定采用我国人民千百年来传统喜爱的金、红两色用于国徽，不仅富丽堂皇，庄严美丽，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那一年梁思成、林徽因两人的身体都不好，轮流生病。作者每次去梁家，都看到屋子里铺天盖地地摆满图纸。林徽因半卧在床上，伏在一个特制的能在床上用的小桌子上画图，累了就往后一躺。这种情形，还出现了三次，一次是设计国徽，一次是为景泰蓝的存亡而奋斗，第三次则是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花纹。可以说，林徽因是拿命在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标志物而奋斗。
1950年6月2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上，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过了梁思成领导的、林徽因参加的小组设计的国徽图案。林徽因也特邀列席了这次大会，当代表们全体起立时，她禁不住热泪盈眶，那时她已经病弱到几乎不能从座椅站起来了。
作者提供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病设计国徽的照片，照片上，两位大师都骨瘦如柴，梁思成还躺卧在床上，床头是几张国徽设计稿，看着令人既心痛又敬佩。
1949年9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会议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纪念碑的碑文。接着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后文简称都委会），开始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
梁思成在1951年8月致信北京市长彭真，就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问题，详细阐述了他对碑的设计意见。作者全文抄录了此封图文并茂的信。梁思成在信中用图案对比，否定了都委会所绘的三种纪念碑方案草图，并提出了自己的设计理论。此信条分缕析，不仅从设计上，还从工程实际上指出了原设计的不足，并提出了可行的方案，极具说服力。
1952年5月，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梁思成任副主任兼建筑设计组组长、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并于同年夏，由兴建委员会副主任郑振铎召开会议，最后决定采用梁思成建议的设计方案（即现在已建成的方案），但对碑顶暂作保留，并立即开始基础设计和施工。
1954年11月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彭真市长指示碑顶采用梁思成最初建议的“建筑顶”，由此纪念碑整体构造，全部采用了梁思成的建议方案。1956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胜利完工。
景泰蓝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但在刚解放前后，却濒于停业，几乎失传。为抢救这一珍贵的民族瑰宝，当时双肺已经布满空洞，结核菌已侵入肾、肠，连肾脏都被切了一个的林徽因，在一天吃不了二两饭，睡不到四五个小时的情况下，拖着病体，在梁思成陪同下，带着莫宗江、常莎娜等人，多次跑到景泰蓝工厂去调查，了解它的工艺程序及材料特点，并得出结论：景泰蓝传统产品造型庸俗、色彩单一、图案繁琐，致使这一手工艺品濒于停业。
于是她以惊人的毅力，和她的助手们一起研究设计出适合景泰蓝生产工艺的造型、图案及配色。作者林洙就保留了两个林徽因亲自设计的精美的景泰蓝小罐。
谈到工作，谈到艺术，林徽因永远是快乐的，永远也感受不到她已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严重肺结核患者，这种快乐，也感染着她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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