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曲礼上》载有：“二十曰弱，冠”。“冠者，礼之始也”，是男子从少年走向成年的标志，而“弱”，则表明少年正处于从成年之初走向而立之年的征途上，尚未达到“强”的状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弱冠”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是在与少年相告别，作为一个生理与心理上初步成熟的个体，要独立承担起在社会中的责任与义务；二是也表明在迈入成人之初，无论是在身体发育，还是在心理精神上，尚未达到完善状态，作为社会化成人世界中的“新人”，还没有经历充分的挑战与考验，处于“弱”而不“强”的状态。
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今天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纪念日。从六月底开始，一场关于回归庆典的国家仪式就在轰轰烈烈地展开：
1、首长在时隔9年后首次访港，也是最高首长的第4次访港。此前最高首长对香港的访问屈指可数：
（1）1998年，香港特区成立一周年之际，长者亲临香港参加回归周年庆典，这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自香港回归后的首次到访。
（2）2007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胡主席访港并发表重要讲话。
（3）2012年，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之际，胡主席再次访港。
2、作为主权象征的军事力量大秀存在感。辽宁号航母访问香港，并在庆典期间，驻港部队举行盛大阅兵式。
此前，尽管驻港部队一直承担捍卫国家主权、维护香港安全的防务责任，但是，驻港部队的存在感始终若隐若现，甚至还不如屡屡访问香港的美国舰机的存在感强。
现在，作为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访港，以及驻港部队的大阅兵，不仅是中国军力的一次展示，也是国家意志与存在感的一次宣泄。
3、陆港经贸关系重大举措接连不断。在年初两会期间高调宣布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后，重金投入的超大工程——“港珠澳大桥”也宣告合龙。
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回归廿载，香港与大陆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香港从一个殖民地自由经济体，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有机部分，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如前所述，对于个人来说，二十是一个成人礼；对于香港来说，同样是一个成人礼。
那么，经历过这一恢弘的回归庆典国家仪式后，走向而立之年的香港又将会迎来哪些可能的变化呢？其前景又如何呢？如何看待处于处于“弱冠之年”的香港呢？
审视香港的角度非常多，见解也各有发现，在我看来，如同行完成人礼的男子，即将走向“由弱变强”的人生道路一样，行完了成人礼的香港，也即将走向“由弱变强”的道路。
这一“由弱变强”可以在多个维度上得到观察，包括：
（1）作为一个自由经济体的香港，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如，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排行榜中，已经连续2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201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中，香港则连续第二年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2）香港与大陆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无论是经贸还是文化上，都已经有大量的迹象在显现，毋庸赘述。
（3）香港社会对作为共同体的“一中”认同将更加完整。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将在中小学教育中全面普及“基本法”教育。
在诸多“由弱变强”的表征中，对于我来说，更为关心的是香港政府的变化。
在此之前，回归二十年的香港，前后历经三任特首，分别是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三任特首共同的特征就是“弱势”：
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成功连任，但是，在第二届任期刚刚过半时，就在港内压力下，不得不黯然辞职。
曾荫权临危受命，在处理完董建华的烂摊子后，成功完成第二个特首执政期，但同样面临重重掣肘。
刚刚卸任的梁振英，外有颜值，内有气质，但同样无法摆平香港社会内部的政争，早早就宣布不再谋求连任。
可以说，“弱势”，几乎是香港特首的典型的共性特征。受“弱势”影响，香港政府也难有大作为，甚至导致政坛乱象频生，族群严重撕裂。
然而，自去年中开始的香港“占中”事件后，作为弱势政府的特区政府似乎正在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随着回归仪式透露出来的信号而愈益强烈。
在我看来，作为第五任、第四位特首，林郑月娥毋庸置疑地正处于香港转向的风口上。
自去年“占中”事件后，香港正在发生质变。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基本制度定型化态势愈益明显。关于基本制度定型化，这是大陆全面深化改革正在进行中的事情，具体判断可以参见我的文章“基本制度定型化：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目标”。
与大陆搭建“四梁八柱式”的基本制度定型化不同的是，香港的基本制度定型化，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
一是基本****制度内容的清晰化与权威化。核心就是基本法及其释义对既往模糊地带的廓清与再定性。并且，通过人大释法，特别是去年对基本法第104条款的释法，重建了香港社会法治的根本基础，即，基本法极其释义。
这一变化的核心是，支撑其香港法治社会核心的法律权威，得到了明确，即，源头只能来自于《基本法》，而不是西方的诸如“公民抗命”之类的法理。在这场法治权威争夺战中，《基本法》对于香港社会的至高无上性再次得到确认。
二是基本制度实践重心发生重大移动。将从过去强调差异的“两制”，变为未来强调一致的“一国”。以往，对香港发展的完整表述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实践中，中央政府对香港社会采取了极大宽容立场，更尊重港人的“高度自治”。然而，从公开信息看，现在更加强调“高度自治”的前提条件，即制度基础——“一国两制”，特别是对“一国”的主张。
可以看出，身位特区政府第五任长官的林郑月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机遇的核心是，随着中央政府治港基调的变化，特区政府赢得了一个从“弱势”转变为“强势”的政策窗口期。最近一周来，至少有两件事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作为历史文件的《中英联合声明》已经不具有现实意义。在6月30日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称，法治、独立司法体系和自由媒体是香港取得成功的关键。香港未来的成功无疑将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的权利和自由评论。发言人陆慷明确指出：“《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
二是中央政府治港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2017年7月1日，最高首长就香港落实“一国两制”谈四点意见。在半个小时左右的讲话中，24次提及“一国两制”。纵观讲话稿全文，“一国两制”是毫无疑问的关键词。我们知道，在回归之初，中央政府在关于香港的政制安排上，采取的是十二字方针，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现在最高首长最新论述，全篇只剩下“一国两制”四个字了。从十二字变成四个字，个中冷暖，不言而喻。
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回归20年来，香港社会中的部分人士，一直以破坏性对抗而非建设性协商的态度，来处理香港的重大议题，如，关于香港未来政制的安排，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等问题。这种破坏性对抗在去年的“占中”事件中达到了高潮。对于中央来说，并不是不允许香港社会中的不同声音，如，回归二十年来，基本上不直接干预香港社会的具体事务。真正无法容忍的底线在于，这种不同声音，并非源自于对香港未来的高度政治责任，而是倚洋自重、甘当走狗，充当境外反华势力的政治工具。现在，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去年的“占中”事件，是打着“公民抗命”旗号的一次“颜色革命”，只不过没有得逞而已。
极端自由，只会最终毁了自由。自由，始终是一种理性精神。只有理性的自由，才是温和的，是可爱的，是符合人性的。那些情绪化的自由观，本质上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凶残的，甚至会假以自由之名来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与人身自由。回归20年来，自由也一直是香港典型的城市个性与气质表达。然而，就像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一样，极端自由派不仅玷污了自由，让自由走向了反面，而且也让温和派、理性派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让整个香港要为这一政治投机付出惨重代价。
无论是最高首长的香港之行及其阅兵，还是航母入港，都是以无声的方式，在敲打着香港社会。这在赋予林郑月娥领衔的特区政府执政底气的同时，也在隐含地提升特区政府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解决政争的冲动与概率。因为，相对于低效繁琐的沟通性理解，借助于暴力来解决政争是达成共识最为高效的方式。
无论林郑月娥是否意识到，香港的城市气质，特别是作为一个自由港（从过去看，这里的自由港，不仅仅是资本与财富的自由港，而且是政争与阴谋的自由港）的气质，将处于一个考验期。林郑月娥及其特区政府对一号首长“七一讲话”的理解，以及其在落实时采取的路线图与时间表 ，就极为重要。
问题的关键是尺度。其实，现代政治，本质上就是一个尺度的艺术。如果尺度把握的好，能够在各种理念、利益、群体之间维持平衡的话，确实有利于社会的多元与活力，但是，从政治实践看，真正能把握好尺度的政治家是非常罕见的，不是过犹不及，就是矫枉过正。
如何在香港个性与国家共性之间保持平衡，将考验林郑月娥的执政智慧，也将考验着作为自由港的香港城市气质何去何从。可以说，以回归二十周年为节点，中央政府至少已经在经济、法律，武力，甚至民意上，为一个强势特首的诞生，提供了条件。问题就看林郑月娥，是否会选择强势特首之路了。弱势特首，会过得很苦，而强势特首，则只用向上负责。
事物皆有两面，都是辩证的，有得必有失。中央政府创造了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道路，接下来观察的重点就是，香港走不走这条路，如何走这条路，快慢又是如何把握，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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