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在外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历来属于知易行难的事。此中厉害涉及为将者的仕途和身家，与三军的成败。智谋之将，若无此非常胆略。一旦被推到手握三军生死存亡之境地，则是莫大的悲剧。言及此，不禁想到这样的一个悲剧人物杜聿明。不哀之，但鉴之。

杜聿明是蒋介石最倚重的黄埔学生。这学生有两大特点，一是善谋划，二是太听话。前者自然是好事，而后者“太听话”是不是好事呢？于仕途来说，也许如此；但于军事，就未必如此了。蒋为人刚愎自用，对于军事，粗知大略，又爱行縻军之法。而杜对于军事，精于谋划，不善决断，尤其不敢“抗命”。如此将帅，自乱其军，引人之胜，断送三军又足何为怪呢？

与杜的对阵两位主要对手，一是东北战场上的林，另一个是华东战场的粟，这两位都不是唯上之将。当上者对和谈，有过高幻想时，林就毫不客气指出，这是不现实的，“请主席冷静思考之”。当为了让“四平战役”成为促进“和谈”实现的重筹时，不惜令林死战四平。而林对此不切实际的命令，拒不执行，率部退出战场，避免了全军危殆。反观，四平之役的杜聿明，凭美式装备的精锐之师，追击狂撤之敌。大好态势下，接到蒋停止追击的一纸命令。对此乱命，杜选择了盲从。为此，白崇禧在所著回忆录中，对此事耿耿于怀，引为一生之憾。的确，当时林的部队退得非常狼狈。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后来的东北战场上，杜再也没有过这样对付林的机会了。

杜的另一位对手就是华东战场的粟。粟没有读过军校，在长期战争中学习战争，智深勇沉。为了打破在中原战场上难解难分的态势，上者曾设想让粟，陈率华野主力渡江南下，开辟江南战场。面对中央的战略决策，作为华东军事主官的粟并没有盲从，而是斗胆直陈自己战略见解，仍主张:经略中原。历史证明了粟的见解是对的。徐州战场上，杜聿明的对手就是粟。万分危急之时，蒋又想起用最得意的门生杜聿明来“灭火”。杜又是如何表现的呢？在关系到徐州三十万大军存亡的关头，蒋仍幻想杜能救援重围之中的黄维兵团，以期同撤出徐州战场。明知蒋的想法非常不现实，杜在犹豫良久之后，仍选择了遵命。当然这样作的代价，就是让几十万大军跟着“殉葬”了。

从杜聿明在东北战场，中原战场的表现来看，再回顾缅甸战场。当时美国指挥官史迪威和蒋有政治嫌隙。杜就面临一个政治“站队”的问题。当政治“站队”成为杜长官首要考虑的问题时，十万远征军的整体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十万远征军去执行了一个近乎愚蠢撤退的命令，白白扔掉全部的机械化装备和大量伤员，走上一条杳无人烟的绝路，让大半将士的生命葬身原始深林。至今追思这段往事，仍让人沉痛至极。将帅无能至此，让多少出国将士白白送掉性命。

杜聿明在战场的表现就是：当与蒋的瞎指挥发生严重冲突时，既不能据理力争，更不敢拒绝乱命。虽然有比较高军事造诣，但战场的灵活性匮乏。缺乏一种“舍一己以全三军”的使命感。作为一军之帅来说，不敢“抗命”这是致命的。关键的时候，这种愚忠和盲从会葬送三军，贻误大局。反观杜的对手林彪，粟裕都等皆不盲从，敢于战场“抗命”。杜的部下的38师长孙立人就拒绝执行蒋和杜走“野人山”愚蠢命令，毅然率全师西撤印度，全身而退。对比之下，为将之道，高下立判。

在上位者固然应要求在下位者“听话”，但更要善待在下位者的“抗命”。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在上位者虽能统筹全局，但也有兼顾不到之处，应而适当给予在下位者临机决断的权利，往往于事，大有裨益。在下位者固然要听命，但断不能缺乏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抗命勇气，否则一己的愚忠式“听话”，就是对军，对国，对民最大的不负责任。

需要思考的习惯，也需要务实的“抗命”的勇气，这才是对历史，对人生最大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