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鼐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考取公费出国留学考古学的名额。次年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学习中国艺术史，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适应，转入对日后中国考古学借鉴意义更大的埃及考古学专业。
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夏鼐先后参与埃及阿尔曼特遗址、巴勒斯坦杜韦尔遗墟的发掘。无论从考古理论上，还是田野实践上，夏鼐都做好了进行专题研究的准备。1938年5月，在导师格兰威尔教授的指导下，夏鼐选定的“古埃及的串珠”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以伦敦大学学院皮特里博物馆收藏的1760件（串）古埃及串珠为基础开展自己的研究，对所有搜集到的串珠资料逐一进行登记，先后制成近两千张卡片。1939年10月底到1940年12月初，夏鼐再赴埃及考察，其间完成了论文撰写的准备工作。
古埃及串珠被埃及考古学奠基人皮特里爵士称作学科发展中的关键性课题，夏鼐选择它作为研究对象是一次知难而进的选择。在所有埃及考古资料，串珠是极为常见又种类繁多的一种标本，一具木乃伊往往随葬成千上万颗珠子，即便在被盗掘过得墓葬中，由于珠串的穿绳早已腐烂，许多珠子也会因此逃过盗墓者的注意。串珠作为耐用品，往往被古人长期沿用，很难进行断代，更大的挑战是，细小的珠子很容易由于土壤侵蚀或洞穴动物的活动，从较晚的地层滑入早期地层，进一步增加研究难度。因此，夏鼐选定学位论文题目时，这个领域还少有人涉及，伦敦大学学院皮特里博物馆收藏的在埃及发掘的大量串珠，从来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整理。他设计了一套包含形状、穿孔类型、颜色、材质、装饰和数量的登记方法，尤其是他发现不同材质珠子的制作技术对于断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种系统登记方法和对制作技术的研究，使珠子作为断代材料成为可能。他的工作很快就得到埃及学界的关注和认可，1940年，夏鼐将论文前几章初稿寄请皮特里教正，皮特里就称赞他的分类方法“主意极好”，并因此邀请他回国途中到耶路撒冷面晤。
2016年，《埃及古珠考》全本的翻译工作终于启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埃及学家颜海英领衔的翻译团队在北京、伦敦两地进行了两年多时间的考证性翻译。为了使全书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翻译团队想方设法调查书稿现存的各版本。当时，国内存有数个版本的夏鼐论文原稿，而这些版本到底来自何处，互为何种关系，并不明朗。译者田天作为夏鼐之后中国第一位公派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埃及学的留学生，正在读博，他在皮特里博物馆找到了被订为两册的论文副本，还从装藏论文的墨蓝色纸夹里发现了许多剪报和书信，包括80年代夏鼐先生的两份英文讣告复印件，其中一份左上角写着Ex UCL student（前伦敦大学学院学生），似乎在宣告，那个20世纪30年代在伦敦求学的中国学子，并没有被这里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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