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对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之间这一段往事有很大的兴趣。所以当我无意之间在南大的图书馆找到这本书的时候，甚至感到一种命运的味道。有意思的是，它当时正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摆放在一起。我凝视这些逝去很久却依然能够激动人心的名字，也许这就是永恒的一种形式。
这本书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个是阿伦特在艾希曼审判中的表现。艾希曼作为纳粹的成员在二战期间屠杀了很多犹太人，在中东被捕后押送至以色列审判。阿伦特以特约记者的身份跟踪采访了这一审判，并写了很多饱受争议的报道。她在这一事件中的公共知识分子视野和高度最为令我钦佩。她要做的是，寻找极权主义这样反人性的体制的成立的政治文化条件和人性基础，迫使读者从最根本的人的角度出发去反思它的成因，进而希望全人类都不要再重复这样的悲剧，没有人再受犹太人当年的受的苦难。而不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去对什么人进行复仇。复仇解决不了问题，不能挽回逝去的东西，反而会失去更多。但是她这种坚毅的客观和研究的态度，却激怒了很多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她曾经的朋友。他们认为她的客观和深刻是一种冷酷，是对犹太民族没有感情。事实上现在看来，阿伦特在艾希曼一案中指出的“庸人之恶”实在是一针见血的洞见。艾希曼不是什么丧心病狂的恶魔，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做好自己分内的事的兢兢业业的职员，甚至在家庭里还可能是个好父亲。然而，虽然他是普通人，或者说正因为他是普通人，才存在着做出这世上最令人发指的恶行的潜质。每个普通人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都有杀人的能力。如果不可杀人不再是一个社会公约，或者至少杀死某些人不再是社会、法律、政治意义上的禁忌，甚至大多数人都在屠杀或者默许屠杀的时候，屠杀就像坐公交车，吃午饭一样正常。因为大家都在做，所以就缺乏了究责感。艾希曼到最后都不承认自己错了，他只是一个小角色，上司说什么就做什么，从不思考为什么，也对此没有兴趣。也因此，他从来不觉得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负责这种东西，是大人物的事”。这就是庸人之恶，某种意义上比有意识的犯罪更令人不寒而栗。阿伦特作为被迫害过的，因为纳粹而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受害者，能够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而这样分析艾希曼一案，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她青年时代在海德格尔和雅思贝尔斯那里受到的良好的哲学教养，让她能够不自觉地从哲学的高度思考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天生的敏锐和大气。教育是一种缘分，那么阿伦特的这种天生的资质遇上海德格尔和雅思贝尔斯这样的存在学方面的指导和启发，就是一种最为闪耀的缘分。
像我们的时代一样，阿伦特的时代也充斥着无法把就事论事的讨论和人身攻击区分开来的人。甚至很多人从来就攻击的不是她的论点，而是纯粹的人身攻击——他们不满的是她的“姿态”。她在一次采访中说，“你看，总有人要找我的事，生我的气，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可以理解，尤其是在他们找事和生气的时候我还笑得出来，这人家就更生气了。……艾希曼是个小丑，我觉得滑稽可笑的地方我就会大笑，真正的人就得有这种腔调。……如果要对这种腔调进行答辩，我无话可说。”她这里表现出来的对人性和人生的荒谬的清醒的认识，对此以幽默来作为回应，都让我感受到阿伦特强大的内心世界作为基础的强烈的人格魅力。人性的残酷和生活的荒谬，还有幽默以对的智慧。
另一个地方就是在阿伦特60岁之后她和海德格尔恢复并且持续到生命终点的情谊。这世上真有这样一种感情，遗忘、怨恨、背叛、猜忌都不能消灭。两个人的路分分合合，曾经隔着高山大海，隔着人心的幽暗叵测，却在旅途的终焉在最初交汇的地方汇合了。经历了这一生的坎坷，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事业、名声、家庭、立场、对错、得失，在即将消失的生命面前都不再重要。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纯粹的感情。只剩“内心的真实就是最大的真实”。不论有多少得失对错，她和他已经这把年纪了，“当初在柏拉图智者课上我们眼神相撞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就仿佛在昨天。其实一直以来她的心思都非常单纯：“你还在吗？已经忘了我吗？我回过头去的时候还能看见你吗？一无所有的时候还能依靠你吗？”不管取得多少成就，获得多大声誉，她在乎的始终是他的认可。这种感情是否还适合以爱情来命名已经值得犹豫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不管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都是人性的复杂中发出的闪耀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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