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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呼救》:我们听不见或者假装听不见

《我们为什么要呼救》:我们听不见或者假装听不见

作者: 吴玫 | 来源:发表于2018-06-27 15:03 被阅读81次

    2008年5月18日汶川地震的时候,作家李西闵正好在汶川银厂沟闭门写作,被倒塌的房屋挤压了76小时。获救后、康复后,李西闵写作了长篇纪实散文《幸存者》,一时间成了舆论焦点。

    10年过去了,以汶川地震为题材,李西闵的又一部作品问世,《我们为什么要呼救》。乍一看到这本书的宣传语,有没有读者觉得,李西闵想要通过汶川地震的题材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可是,认真读完《我们为什么要呼救》,我们一定会觉得,李西闵放下计划中原有的作品写作,在汶川地震10周年之际推出《我们为什么要呼救》,是对死难者最好的祭奠,是对幸存者最好的慰藉,以及对旁观者最及时的提醒:地震所摧毁的,很多我们未必看得见。

    作者将《我们为什么要呼救》定义为“长篇纪实小说”,除了“李西闵”这个名字贯穿在整本小说里印证着《我们为什么要呼救》的纪实性外,苏青和李翠花一家应该是作者的虚构。2008年5月18日汶川地震后,真实的李西闵、虚构的苏青和李翠花一家,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李西闵将三种幸存者的生存状况“纺”成了三条线,三条线纵横交错在一起编织成的一本《我们为什么要呼救》,让我们清晰又清醒地读到,天灾让他们成了永远的受害者。

    地震发生时,李翠花在田地里劳作,丈夫在深圳打工,公公在屋里休息,儿子在学校上课。地震发生后,李翠花迅速赶到儿子的学校可儿子在地震来袭的刹那就与妈妈天人永隔,就算李翠花放下恐惧和悲伤,背着死去的儿子回到家里协助救援队救出了废墟里的公公,她还是成了家里的罪人。幸运的是,外出打工开了眼界的丈夫,懵懂中意识到自己将儿子之死归因到妻子身上是错的,但这并不能扭转老父亲对妻子的态度。一方面,李翠花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陷入深深的抑郁,一方面又要为搭救自毁中的公公想方设法再生一个孩子……李西闵虚构的这一条线,是最底层的地震受难者的生活实录,我们看到,经历过三次流产终于诞下女儿的李翠花以及她的丈夫和公公,虽然试图扯掉地震遮蔽住家庭的阴影,但是,不能。

    那么,那些生性更敏感者呢?

    苏青,地震发生的时候,正在给一对情侣拍摄婚纱照,自己被飞来横祸压断一条腿,事小;眼睁睁地看着一对穿着婚纱的新人瞬间无影无踪,在苏青心里戳出的一个大空洞,永远愈合不了,怎么办?这个在孤儿院长大的男人,这个曾经被孤儿院的老师虐待过的男孩,比谁都早都近地触碰到了苦难,也就比谁都早地意识到,天灾是其实是我们合力制造出来的人祸。这个幸存者,拖着残缺的身躯奔赴玉树地震灾区,是在舒缓负罪感。假如说拖着伤腿去玉树救援是李西闵虚构给苏青的浅表的赎罪方式,那么,作家让苏青拍摄李翠花一家在地震后10年间的求生过程,就是更有意义的呐喊,“我们为什么要呼救?”因为,很多数人在疑惑:不可预见的地震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固然令人伤心,地震让这么多安居乐业的人失去了家园固然令人伤感,可是2008年以后的这么多年里,汶川已经有了新面貌有了新气象,你们为什么还要呼救?李西闵用李翠花一家10年的艰难生活,苏青失去爱情、失去了健康、必然会失去生命的10年挣扎告诉我们,巨大变故在他们身体上心理上留下的怆痛,永远不可能弥合。

    不错,李翠花一家和苏青的故事,是作家的虚构。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感天动地,作家会用艺术手法强化作品的感染力,这无可厚非。可是李西闵也很倔强,为了让自己的作品不因为虚构而虚幻,选择了一种特别恰当的表现形式,即让虚构、纪实并行来强调作品的现场感。从完成的作品来看,李西闵的创作构想完美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可因此,他也献祭了自己最不愿意触碰的惨痛记忆和痛不欲生的10年震后生活。10年里,吃过安眠药试图自杀、站在家里晒台上打算跳下楼、被表面愈合实际上永远没法愈合的伤口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抑郁症伴随而来的坏脾气对家人的伤害,等等等等。李西闵的亲身体验与虚构的李翠花、苏青等地震幸存者艰难的生活、情感经历,交织成一幅立体的画面,亦即地震已经成为幸存者从肉体到心理都永远跨越不了的堑壕。面对如此泣血的再现,我得非常羞愧地承认,在汶川地震后的10年里,我已经渐渐将这场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大灾难,淡忘了。为什么?总感觉自己与汶川地震太遥远。有时,甚至会暗暗怀疑:有那么严重的震后综合征吗?“我们为什么要呼救”?李西闵问得好,我们已经听不见或者假装听不见受难者和幸存者持的呼喊了。

    2010年4月14日玉树地震。获知消息后,李西闵带上10万现金赶到灾区。读到“那些惨不忍睹的场景摧毁了我两年来建立起来的活下来的信心。我浑身瑟瑟发抖,泪水情不自禁地流淌下来”这样的内心写照时,我非常不理解。事实上,李西闵在玉树的确起不到救援者的作用。往下读,才渐渐明白,钢筋横贯过身体留下的肉体伤痛以及遭遇地震所致的抑郁,让李西闵深深感到,只要居住在地球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天灾的无辜者,天灾的受害者是替我们在承受,他去玉树是用“蠢萌”的方式赎罪。相比而言,写作一本《我们为什么要呼救》要比他自己亲赴玉树作用大了许多,所有愿意捧读李西闵这本新作的读者,读后都会对天灾的死难者与幸存者,心怀愧疚。

    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枚印度印章,发掘于南亚次大陆印度的哈拉帕附近。印章证明,公元前三千年至公元前两千年,哈拉帕地区曾经是一座高度发达的都市。今天,这座与古埃及、美索不达尼亚处于同一时期、水平不相上下的文明,被人们彻底遗忘了,“我们只能猜测其中的缘由。庞大的城市建筑业使得砖窑大量需求木材做燃料,这导致了大规模的伐林运动,从而带来了环境灾难。更为严重的是,气候变迁迫使印度河的支流改造,有些甚至完全干涸”,《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的作者尼尔·麦格雷戈这样推演一座繁华都市何以消失得无影无踪,并感慨:“这些为大城市的彻底消失也是一种让人不安的讯号,它提醒我们,城市与文明有多么脆弱”。

    城市很脆弱,地球很脆弱,《我们为什么要呼救》的意义,不在于纪念,而在于嘶吼着提醒人类,不要让自己成为我们正在享受的文明的摧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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