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史上对曾国潘个人的评价如何，单从他给儿子的一封长信中，就能看出他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一直在追求做一个“君子”。
曾国潘是在他27岁时，中了举人，即在道光18年（1838年），而进入翰林院，选为庶吉士，也就是进入京城为官。
在他42岁那年，即咸丰元年（1851）年的阴历七月，在他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的路途中，忽然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准备回家安葬母亲，在路上连夜给儿子写的一封长信。
在这封信里，曾国潘给儿子交代了17件事，其中有一半的事，都是他曾经在京为官时借别人的钱，现在准备回家“丁忧”，没有了俸禄后，以后该怎么办，而教儿子如何处理的。
从这封信中，可以读出很多信息，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曾国潘一直在秉持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而努力在做君子。
首先，他告诉儿子，他母亲的去世是因为他本人的“罪恶”引起的。
他在信中写到：“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太湖县之小池驿，惨闻吾母大故。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下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匿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
这是曾国潘在反省自己，和孔夫子的反省和朱子的自我反省如出一辙。
其次，是他告诉儿子，他从进京为国效力，为朝廷卖命以来，已经有十四年没有回过家了。
他说：“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
读了这些文字，可以想见曾国潘当时的心情真的是“悲痛至极”。
一个儿子自离家后，再也没有见过母亲的面，而且竟然是长达十四年之久。十四年，这对于寿命只有六十岁左右的古人来说，是何等地之长啊。
由此可见，曾国潘是一个孝子，是孔子和朱子所倡导的孝敬父母、敬爱妻子和悌道兄弟思想在他身上的反映。
第三，是告诉儿子，他欠谁谁谁多少银两，欠哪个店铺多少银两，甚至欠“西顺兴”多少银两都交代的清清楚楚。
曾国潘在京为官十四年，在他去江西的时候，已经是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并署理兵部侍郎、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务了。
但是，遵循儒家之道的曾国潘只靠俸禄生活，而不去贪污或收受贿赂，到此时，他一直廉洁自律、“素位而行”。
他在这封信中，提到的如此多的欠账，到了十多年之后，他成了两江总督，才陆续还清。
最后，是曾国潘“嗜书如命”。
他告诉儿子，谁借了他的书，应该追回来，回老家的时候带上。同时，还告诉儿子，他借别人的书，在什么地方放着，等离开京城的时候还给人家。
这也是君子的一种表现，借别人的钱要还，借别人的书也要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是随随便便的事。
对于曾国潘的这些追求“做君子”的做法和品性，在现在我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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