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和，（笔名：晓阳）号畅春斋主，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书画教育家。1955年出生于中国北京，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国艺人民书画院院士、中国书画院院士和北京市楹联学会书画院会员。多年来，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在民俗文化以及中国文史方面等领域，积累储备了大量知识。尤其他在书法和绘画专业方面，从小跟随着书法家刘汉春老师学习书画和书法理论知识，杨老师经过长期努力和刻苦钻研，主攻秀气、隽永的汉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书法学术方面享有盛誉。书画作品，多次参加《中国珍藏邮册》发表几十幅作品。曾在《中华志愿者》、《采风中国》、《河北当代书画》、《中国周刊》、《聚焦当代艺术》等杂志发表作品，2021年被录入《中国名人辞典》。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如行云流水，落笔似云烟；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如龙蛇竞走、磨穿铁砚；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出于无心，其手心两忘；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似曼卿之笔，颜筋柳骨神形俱佳；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其色、其形、其浓淡枯湿、其断连辗转、粗细藏露，皆变数无穷且气象万千；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或劲键或婉转，或如婀娜窈窕的美人，或如矫健勇猛的壮士，或如春风拂面繁花一片，或如北风入关深沉冷峻；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如花瓣般，香气远播，越发清芬，陶醉世人。
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姓氏文化学者冯志亮先生曾赠送著名书法家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七言律诗一首：“临池不辍五十载，毫锥衔墨似盘星；静室雅斋映明月，道法无为依清风。门下已有三千客，胸中布满十万兵；不问凡间纷扰事，只听世外雅歌声。”这首诗客观的证明了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字如其人、为人师表的高尚品格，又体现了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在书法文艺上的高超技艺和锲而不舍的坚韧精神，也反映出了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桃李满天下且不为俗世所扰的高贵品质。
目前，收藏中国书法比较多的博物馆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佛利尔美术馆。佛利尔美术馆值得一提。佛利尔美术馆虽是佛利尔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捐赠的，但现在是美国国立的亚洲艺术博物馆。
1979年傅申先生出任该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开始为该馆系统地收藏中国书法。九十年代中期傅申先生离开佛利尔美术馆后，接替他的张子宁先生也十分重视书法，在他的努力下，佛利尔美术馆先后争取到了王方宇先生收藏八大山人书法的捐赠和安思远捐赠的中国近现代书法。此外还收到了一些印章。
美国其它一些博物馆也或多或少有一些中国书法收藏。数年前，到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参观，该馆的亚洲部主任杨晓能先生让我们看了叶公超先生后人寄藏的书法作品，其中有传褚遂良的《大字阴符经》和另一本米芾的《多景楼诗》（一般认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为真迹）。
此外，收藏中国拓片最多的是在芝加哥的Field博物馆。哈佛大学等重要的大学也收藏数量可观的拓片，但大多没有整理和编目，使用不够方便。美国一些大的图书馆如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等还藏有一些中国印谱。
美国是欧美收藏和研究中国古画的重镇，很多古画后有题跋，保留了大量的古代书法的资料。研究书法史的学者应予以重视。
欧洲的中国书法研究，以德国为重镇。海德堡大学的雷德侯教授对中国书法一直很重视。他的博士论文为《清代的篆书》，其另一本重要的著作为《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他还有一些论述中国书法的单篇论文，其中有两篇被译成中文。柏林东方博物馆的馆长Adele Schlombs的博士论文是《怀素及中国书法中的狂草的诞生》（德国的博士论文一般都出版）。若干年前，台湾的戴丽卿小姐在德国以于右任先生的书法为题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
在法国，华裔学者熊秉明先生有关于草圣张旭的法文专著，他的中文著作《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对传统书论进行分类，作了体系建构的工作，加上文字优美，和八十年代美学热、文化热中的中国书学界十分合拍，发表后，在大陆书学界受到热烈欢迎。瑞士学者Jean Francois Billeter的英文著作《中国的书写艺术》，在介绍中国书法艺术时，把西方艺术作为参照，写得甚是生动，是一本很适宜于西方读者的书籍。
欧美的中国书法研究以美国最为蓬勃，自七十年代以来有过多次中国书法展览，近年来研究中国书法的学者的人数也有所增长。展出目录一直是欧美艺术史界的一种重要著述方式，它的好处是能比较快地反映新的学术成果（美大学出版社审核和出版学术著作的周期较长）和发表未曾发表过的艺术作品，同时因在展出期间出版，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1971年，曾佑和女士在美国费城举办了欧美第一个大型的中国书法展，同时出版展览目录《中国书法》，比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书法。
1977年，当时执教耶鲁大学艺术史系的傅申先生主持了“笔有千秋业”的书法展。此展比之曾女士的展览更具研究性，其展览目录《海外书迹研究》至今在欧美仍被书法研究者、收藏者作为重要的参考读物。在展览的同时，举办了在西方的第一个中国书法学术研讨会，提高了艺术史学界对书法研究的重视。1999年3月在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举办的艾略特收藏中国书法展，也出版了由韩文彬（Robert E.Harrist,Jr.）、方闻等多位学者编写的四百五十页的大部头研究图录，收有论文《中国书法的理论和实践》、《王羲之与中国书法文化》、《书法与宗教》、《明代苏州地区的书法》、《晚明书法中的奇》、《中国尺牍的私人性与公众性》、《中国书法与建筑》等。艾略特收藏中国书法展开幕时，还举办了中国书法史讨论会，出版了讨论会论文集。这样的研究型的图录目前在大陆还很少。今后大陆可以借鉴欧美（以及港台和日本）的经验，筹办专题书法展览，并出版研究图录，向外界披露博物馆的藏品和研究成果。
博士论文是美国中国书法专题研究的主要著述方式。在目前已经完成的关于书法的博士论文中以普林斯顿大学为最多。普林斯顿大学能成为研究中国书法的重镇是和方闻先生分不开的。该校艺术史系的方闻教授是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的侄子李健的入室弟子，对中国书法史一直有兴趣。自从六十年代方闻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后，他就一直积极在美国推动中国书法的研究。由于该校的中国书法收藏（包括私人寄藏）在全世界的大学美术馆中首屈一指，所以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书法研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原作。
令人多少有些遗憾的是，方闻先生在前几年退休了，接替他的教授虽然对书法有一定的兴趣，但毕竟不是专家。今后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史专业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培养以中国书法为题的博士了。不过，差可告慰的是，方先生的学生、目前执教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文彬教授对书法很有兴趣，目前他的两名学生计划以书法为题写博士论文。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完成的博士论文有：傅申，《黄庭坚的书法及其赠张大同卷——一件流放中书写的杰作》（普林斯顿大学，1976），Christian F.Murck，《祝允明和苏州地区对文化的承诺》（普林斯顿大学，1978），SteveJ.Goldberg，《初唐的宫廷书法》（密歇根大学，1981），王妙莲，《鲜于枢的书法及其1299所书〈御史箴〉卷》（普林斯顿大学，1983），Amy McNair，《中国书法风格中的政治性：颜真卿和宋代文人》（芝加哥大学，1989），朱惠良，《钟繇传统：宋代书法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普林斯顿大学，1990），Adriana G.Proser，《道德的象征：汉代中国的书法和官吏》（哥伦比亚大学，1995），白谦慎，《傅山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变迁》（耶鲁大学，1996），王柏华，《苏轼的书法艺术及其〈寒食帖〉》（哥伦比亚大学，1997），Alan Gordon Atkinson，《按九曲度新声——王铎的艺术与生平》（堪萨斯大学，1997），张以国，《王铎草书线条的意义》（哥伦比亚大学，2001），卢慧纹，《一种新的皇朝书风——北魏洛阳地区石刻书法研究》（普林斯顿大学，2003）。
还有一些博士论文虽非专门讨论书法，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却是中国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因此对研究书法史也很有价值，如金红男的〈周亮工及其《读画录》——十七世纪中国的赞助人、批评家与画家〉（耶鲁大学，1985）和李慧闻的（Celia Carrington Riely），〈董其昌生平（1555—1636）：政治和艺术的交互影响〉（哈佛大学，1995）等。美国的许多博士论文并不由出版社出版（这点和德国不同），要利用这部分研究成果，可以向密歇根的博士论文复制中心邮购，所以对学术界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在美国有三本关于中国书法的专著出版，即Peter C.Sturman（石慢）的《米芾——北宋的书法风格与艺术》（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Amy McNair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成的《心正笔正：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一书（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8），《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
2004年12月由台北石头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大概在明年底由三联书店出版。目前任教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文彬正在写作关于中国的摩崖书法的专著，书名暂定为《阅读山峦》。
在通论式的著作中，早期的有蒋彝先生的《中国书法》（最先在英国出版，修订本1973由哈佛大学出版），此书的特点是通俗生动、文笔流畅，至今依然为许多学校作为中国书法课的基本教材。近年来，居住在纽约的张隆延先生和洋弟子Peter Miller合作出版了《中国书法四千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居住在夏威夷的曾佑和女士在1993年出版了《中国书法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从上面列举的博士论文和书籍，不难看出，西方既有的学术机制鼓励专题性的研究。有学术特点和风格的单篇论文和专书在高校专任教员的评审制度中占重要的因素。相比之下，综合他人研究成果的教科书或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无独特建树的通论则得分很少。这种体制无疑鼓励学者们从事具有原创性的专题研究。因此，西方从事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人员虽不多，但概论式的著作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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