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开始，就不难看出张宏杰先生对于这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开创者的偏爱之情。就如同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们会去回忆追溯上古尧舜禹三代之治一样，如果我们去翻看明朝之后的所有历史，不难发现这位底层农民零资本起家的优秀创业者、小农思想典型统治人、嗜杀成性的反贪斗士、某些惨绝人寰刑法的发明家、制度法令狂热爱好者在有明之后的历史脉络中从来不曾为人遗忘，即使是百年以后都会有如同海瑞一般的坚定拥护者去遥相呼应。
阅读张宏杰老师的历史著作，时不时会感受到来自于书中，那些历史事件以外更加深远的内核和意义，当许多历史作家沉迷于探讨某些历史事件真伪的时候，作者却可以用更加大开大阖的手法，置眼前这般繁琐冗长具体细节而不见，一跃而起，用更加广阔的视角去品读明太祖朱元璋本人，之于历史，之于时间，之于朱明王朝，之于天下苍生的悠远影响。
少年时期的蹉跎会对今后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这种定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彻底成功或者彻底失败的人物去总结自身过往和人生因果时候去品评的主观依据。和清朝不同，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常常会被认为是一种异族统治中原的年代，内因大概是华夏民族并没有在蒙古人的统治下获得应有的文化认同感，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导致了上下阶层的断裂，乃至分崩离析，最直接的后果当然就是政令不同，民不聊生，进而黄河一只眼，一夫作难，揭竿而起。毕竟在那个竭尽所能才可以免于填死沟壑的年代，吃饱饭要比其他一切重要的多。和五代十国里，那些木匠、军户、土匪、落第秀才出身的开国皇帝相比，朱元璋的起步要更加得低，也更加的绝望，超生、不堪重负、放牛、出家，逃亡，有人说人生过往的经历会成为日后的精神财富，显然，这样的人生也间接造就了后来杀伐决断的朱重八的人格底色，因为知道饥饿，所以重视农业；因为放牛被欺凌，所以对于大户地主有着天生的仇视；因为出家为僧，所以对别人在文字上的含沙射影有着变态的敏感；因为逃亡从戎最后问鼎天下，所以对于不安分守己的百姓始终抱有不安的警惕和残忍的屠杀。苏秦说：“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和晋阳苦劝父亲起兵一搏天下的少年英雄李世民不同，朱元璋在自己人生最初阶段有更加现实平庸的梦想，如果能吃饱饭，不挨饿，大概他更愿意成为农夫、和尚或者手工业者，总之，肯定不会是皇帝。
投身义军，刀口舔血，前路迷惘，一往无前。有时候人生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而有时候人生是一泻千里的飞瀑，既然倾斜而下，就再难回头。从此，农民朱重八变成了义军首领朱元璋，写到此地，即使张宏杰先生如此克制的文笔都无法掩饰对于这样一位英雄人物之后的传奇故事表达的惊叹之情，或许在故事本身，都带着异于常人的情节。郭子兴麾下冒头，清晰的察觉内部隐患而远走他地自立门户；识人之明，礼贤下士，招揽名臣良将为已所用；离开郭子兴带走的二十人里，人才成色，完全能秒杀现在所有号称人力资源管理的大师；不好大喜功，“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级的规划让朱元璋一直都可以安稳的隐藏在众人身后慢慢积蓄实力，元朝的注意力从未投射到他的身上；一旦做大时，果断出手，先北后南，洞悉人性，于陈友谅张士诚左右夹击中找出一个几乎不存在的时间差；洞庭湖大战，战术级别的神机妙算以少胜多。“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主，只顾哓哓问姓名。”杀尽天下兵的朱元璋此时问鼎金陵，剑指北疆，曾经威震亚欧大陆的蒙古人瑟瑟发抖。
张宏杰先生把整本书一分为二，前半部用清晰的脉络梳理了朱元璋问鼎天下的全过程，到了后半部分，则用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来描绘朱元璋是如此把这样一个一片狼藉，散乱无比的江山最终打理成心中所想的井井有条，秩序井然。就好像，明太祖多次在自己的圣旨中提到自己是农民出身一样，在他规划下的大明帝国更多的时候表现得如同幼年拿着锄头走到田间，眼前那片丝毫不乱的稻田。既然要种地，播种施肥必不可少，但首先得除杂草。
许多历史学家会把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定义为家天下，张宏杰先生也在书中反复强调了其中中西方的区别所在，“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中世纪欧洲，因为尊重个人财产的重要性，反而导致了一国之君权力上的真空，但在中国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教诲下，九五之尊有着绝对的名义来控制剥夺任何一个子民手中的一切，甚至是他们的生存权利。《君主论》中说：“世界上有两种斗争的方法:一种是通过法律,而另外一种是通过武力。”可惜那时候的中国，有法无律，实质操作过程简单粗暴好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朱元璋在朱明王朝千秋万代的梦想中开启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屠戮，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开国封赏时的丹书铁劵变成了一道道阎王索魂的催命符，曾经共患难的背后是淬毒的回钩，刀刀见血封喉。马基亚维里说“你要显得慈悲,守信,人道,虔诚,正直,而且还要这样做,但是,你必须同时做好心理准备,当你必须不这样做的时候,你能够并且知道如何反其道而行之。”曾经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重八兄弟其实一直没变，只是，时异，事异！
相权、军权，尽在手中，满阶之下尽是奴才，那么就开始改造天下吧。和王莽那种追寻先贤的理想主义者相比较，朱元璋的这场充满理想主义的改造竟然有着无比现实主义琐碎到极致的操作。其实在唐宋时期，相权已经削弱不少的年代，朝廷依然保留了参政，决策等分权制度，以保证国家不至于会因为皇帝的一时乱命落得不可收拾，但在各种冤案中，朱元璋成功的集权使得整个核心决策都出于己，使得一个本该有一定自省自查能力的权力机构彻底失去了足够的弹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整个帝国在这场彻头彻尾的改造中也失去了唐宋以来悉心栽培的活跃民风思维，回归乡土，拒绝流动。从此，整个社会将以土为牢，拘禁于内，用赋税让百姓无法抽身他谋，用户籍黄册让百姓困于一乡一地，邻里相互监督，用对孟子的言论改造让百姓相信天地君亲师，伦理纲常不可忤逆，用八股取士让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钻研时文，不会有其他非分之想，用锦衣卫等特务监察，让百姓人人自危，不会串联谋逆，用丈量土地编造鱼鳞册，让地主不至于兼并土地，最终挑战官吏；同时，又因为自身逃荒的经历，体恤百姓，赈济灾民，兴水利，办学堂，开惠民药局，让百姓病有所医，建养济院，让百姓老有所养。
一生行为都未曾脱离小农思想局限的朱元璋，并没能看到唐宋鼓励人口活动所带来的财富红利，更多的是看到了其中的不安因素，“元以宽仁失天下”的背后是大明朝事无巨细的法令让这个世界最大的帝国死死压制住所有的活力，静态意味着无变化，无变化意味着安全。
于是，在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世界上，竟然出现了一个静态死气沉沉的大明帝国，朱元璋用他惊人的精力和工作能力成功的为自己的后代搭建了如此严丝合缝密不透风的帝国模型，只等待后代的循规蹈矩。“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皇明祖训》有文记载。据说，明太祖为自己的每个儿子都写了一首五言诗，让各子依字取名，可以绵延二十代。
张宏杰先生在最后的总结中提到：“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在这些动乱中，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跳出历史去批判历史有时候毫无意义，但是当如同作者一样高高跃起时不难看出，静止与运动有时候会孕育出不同的故事结局，只是在这场选择中，中国这个文明足足丢失了接下来的三百年。
“天为帐幕地为毡，日月星晨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不晓得这个一时不慎一脚踏破山河社稷的朱重八会否想到今后的华夏文明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回到曾经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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