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绝望成了绝望者的墓志铭 失职不应成为失职者的通行证

“骑着脖子拉屎，拉干的我拨下去，拉稀的我擦干了，可你不能骑着脖子拉痢疾！”

“辱母杀人案”中，于欢母子遭遇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山东女企业家苏银霞借了高利贷135万元，已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而放高利贷的黑社会团伙还是不肯罢休，不但将苏银霞按进刚拉过屎的马桶里，还当着其儿子于欢的面，对其极尽侮辱之能事。

而警方到场却未能制止事件发展，只是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绝望的于欢站起来试图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于欢从桌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捅伤杜志浩等四人。其后，杜志浩因失血死亡。

对于杜志浩的死，我觉得正应了那句话：“No zuo no die”，你把人家逼到了死角，就不要怪别人下死手。

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种事孔圣人都会赞同于欢的做法：“抄家伙，干丫的！”（ 《礼记·檀弓上》说：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至于古今中外其他血亲报仇的案例我就不再举了，网上的已经足够充分。对于复仇者，多是情可原，罪可赦；对于加害者，多是自作孽，不可活。对于这样的判例，我的看法是：没毛病。

既然这个世界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性运转，那么，当理性疲弱无力的时候，就不要怪正义的冷酷无情。这当然不是最佳的选择，但却可能是最后的选择。

但我重点想说的，是这样的极端事件有没有可能避免？盘点一些极端事件的背后，我们经常能够发现，在危险处境与极端事件之间，往往缺少一个能负责的环节，可缓冲的地带。以至于让悲剧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不可遏止。

我们注意到，在“辱母杀人案”中，苏银霞曾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是即使警察到场，依然没有制止恶行，反倒有可能加剧了事态的恶化。

从判决书上可以看到，即使是讨债的其他当事人，也都承认有警察到场，劝说两句后便离开现场的情节，虽然出警的警察和于欢的陈述中都提到，派出所的人是到外面了解情况，但我们疑惑的是，第一现场已经剑拔弩张，警察为何要到外面了解情况？而且到场的并不是一个警察，了解情况为何要全都出去，而把对峙的双方留在现场？这种做法，即使不是不负责，至少也是不专业。

我们看到，最高检已经做出反应，称对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依法调查处理。

在调查结果出来，我们不能妄断警察失职与否，有无利益瓜葛，但是作为这一案件中的重要环节，在舆论上应有所追问，在审判中应给予考量。

此前，自闭症少年雷文锋之死，在其生前先后流转于派出所、医院、救助站，托养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关人员失职的阴影。

而在南医大宿舍惨案前，行凶学生早已多次威胁同学，甚至辅导员也找其谈过话，最后的结果也只是三名室友搬离寝室。无论是校方还是警方，对于欲行凶学生却都未能采取任何措施。当然，校方当时是否报警我们并不知道，但即使报警，因为只有恐怖言行而能否被警方认真对待，也未可知。

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要危险处境没发展到极端事态，往往会求救无门，百呼无应。我们可能是燃眉之急、生死攸关，但那些基层公职人员，却常常是轻描淡写、拖泥带水。

可能有人会为之辩解，就是他们每天接触这样的事情多了，人力有限，习以为常，有些事可能也不好介入。但是他们的职业麻木，却很可能会造成求助群众的切身之痛。他们是恶性事件的第一道把关人，职务在身，责无旁贷；一事当前，义不容辞。这样的岗位，需要经验，更需要良知。

因为他们会是陷入困境和危险中的人，试图抓住的第一根救命稻草，这根稻草如果脆弱甚或有刺，就会让求援者陷入最深的绝望。而绝望者的选择，要么是死亡，要么是爆发。

在于欢案后，很多人都在提电影《守法公民》，我没看过这部影片，但在看了剧情介绍后，我觉得于欢的做法已经算是最不坏的选择，至少，他还没有报复社会。而因为不公正的遭遇而报复社会的人，并不少见。

有论者称：“违法发放高利贷，它们不惊诧；暴力拘禁，它们不惊诧；掏出生殖器羞辱，它们还是不惊诧；当一切不可挽回，当匹夫一怒、流血五步的时候，法律惊诧了！”

然而，这“惊诧”非但来得太晚，而且显得更糟。面对这样的“惊诧”，我们不禁要问：早特码干啥去了？！

最后，篡改一下北岛的《回答》，来表明一下自己对此事的态度：当绝望成了绝望者的墓志铭，失职不应成为失职者的通行证。在社会镀金的天空中，不应飘满绝望者弯曲的倒影。

期待对此案的最终“回答”，能够让我们看到“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而不是让人们一次次地喊出“我不相信”。

对了，北岛的这首诗中还有一句，可以作为此案的注脚：“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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