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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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本华生长过程中的三种危险：孤独；对真理的绝望；否定此岸。哲学家必定被专制力量仇恨，被误解之网包围。叔本华的伟大之处是站在整幅生命之画面前，解释它的完整意义，其他人却致力于研究画布和颜色。伟人只是时代的养子，他在自己身上战胜了时代。

  

  我重视一个哲学家，仅仅因为他提供了一个范例。毫无疑问，他能够通过范例吸引整个民族；印度的历史业已证明了这一点，它几乎就是印度哲学的历史。然而，范例要靠光明磊落的生活，而不能单靠书本来提供，准此，正如希腊哲学所教导的，靠表情、风度、衣着、饮食、习性，要超过靠言论甚或写作。在我们德国，哲学生活却完全缺乏这种光明磊落的勇气；在这里，精神似乎早已解放，身体的解放却姗姗来迟；而倘若所获得的无约束状态——它本质上是有创造力的自我约束——未被日常的每一举手投足重新证明，所谓精神的自由独立便只是空想。康德固守大学，服从政府，维持一种虚假的宗教信仰，容忍同事和学生中的相同信仰，既然如此，他的范例主要产生学院教授和教授哲学家，便是很自然的了。叔本华与饱学的冬烘们毫无干系，他洁身自好，竭力独立于国家和社会——这就是他的范例，他的榜样——这里说的只是最表面的特征。可是，对于德国人来说，哲学生活之解放的许多层次尚属未知，这种情况不能长久延续下去了。我们的艺术家生活得勇敢而真诚；我们所目睹的最有力的范例理查德·瓦格纳表明，如果一个天才想使居于他身上的更高的秩序和真理彪炳天下，他就不可畏惧同现存的形式和秩序发生最敌对的冲突。然而，我们的教授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的“真理”似乎是一种恭顺的东西，我们不必担心它会有任何捣乱或出轨行为。它是一个随和的、讨人喜欢的东西，不厌其烦地认同一切现存的权势，任何人都不会因为它而遇到任何麻烦；是啊，它只是“纯科学”而已。所以，我要说，哲学在德国必须越来越淡忘“纯科学”的身份：而这正是叔本华其人的范例。

  但是，他成长为这样一个人性的范例，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奇迹，因为他不论内外都仿佛被巨大的危险包围着，它们足以毁掉任何一个较弱的造物。我曾经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觉得叔本华其人将会毁灭，在最好的情形下，这可以使“纯科学”得以存留；但这仅是最好的情形，最可能的情形则是人和科学同归于尽。

  对于生活在一个平凡社会里的非凡之人所面临的一般危险，近世一位英国人[插图]做如此描述：“这种特异的性格一开始会屈从，然后会忧郁、生病，最后则是死亡。一个雪莱在英国尚且活不下去，一批雪莱的出现就更不可能了。”我们的荷尔德林[插图]、克莱斯特[插图]等人无不是毁于他们的这种非凡，忍受不了所谓德国教育的气候；唯有像贝多芬、歌德、叔本华和瓦格纳这样岩石般的天性才能站住脚。可是，即使在他们身上，许多特征和满面皱纹也显示了那令人筋疲力尽的斗争和挣扎的后果：他们的呼吸越来越沉重，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过于粗暴。有一位老练的外交官，他和歌德只是匆匆见过一面，交谈过几句，便对他的朋友说：Voila un homme, qui a eu de grans chagrins！——歌德把这话译成了德语：“这也是一个历经磨难的人！”他补充说：“既然我们所克服的苦难和所从事的工作的痕迹未能在我们的面容上消失，那么，我们和我们的努力所剩有的一切都带着这痕迹，就并不奇怪了。”而这就是歌德，我们的文化市侩们却把他说成最幸福的德国人，以此证明一个人即使置身于他们之中也仍然可以是幸福的——言外之意是，谁若置身于他们之中感到不幸和孤独，就绝不可原谅。他们由此甚至极其残酷地建立并在实践中解释一个教条：一切孤独中皆包含隐秘的罪恶。可怜的叔本华内心也的确有一个隐秘的罪恶，即高估他的哲学而小看他的同时代人；但他如此不幸，未能由歌德的榜样而懂得，他必须替他的哲学辩护，不惜一切代价反抗他的同时代人对它的漠视，以挽救它的生存；因为有一种宗教裁判检查，据歌德判断，德国人在这方面已经造诣很深；它叫作：牢不可破的沉默。借之至少已经做到了一点：使他的主要著作初版本的大部分只好捣成了纸浆。他的壮举将仅仅因为漠视而付诸东流，这一现实的危险使他陷入了可怕的、难以控制的不安；看不见哪怕一个值得重视的追随者。看到他追踪着任何一点表明自己已经出名的迹象，我们不禁感到悲哀；最后，他大声地、过于大声地欢呼，现在他真的有人阅读了——legor et legar（我正被人阅读，并仍将被人阅读），这欢呼几欲令人心碎。正是他身上那些与哲学家的尊严不相称的特征，勾画出了一个为自己最高贵财富担忧的受苦者的面貌；使他痛苦的是，他担心自己会失去不多的财产，从而不能继续保持他对哲学的那种纯粹的、真正古典的态度；他寻求对他完全信任和同情的人，却总是落空，因而一再目光忧郁地回到他那条忠实的狗身边。他完完全全是一个隐居者；没有哪怕一个真正的知心朋友来安慰他——而在“一个”与“没有”之间，就像在“自我”和“虚无”之间一样，隔着无限遥远的距离。一个人只要拥有真正的朋友，哪怕全世界都与他为敌，他也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孤独。——唉，我的确发现，你们不知道什么是孤独。何处存在着强大的社会、政府、宗教、舆论，简言之，何处有专制，则它必仇恨孤独的哲学家；因为哲学为个人开设了一个任何专制不能进入的避难所，一个内在的洞穴，一个心灵的迷宫，而这便激怒了暴君们。孤独者们在那里隐居，可是，那里也潜伏着孤独者们的最大危险。这些逃到内心中寻求自由的人也仍然必须在外部世界中生活，因而露其形迹，为人所见；由于出生、居留、教育、祖国、偶然性以及他人纠缠，他们身处无数的人际关系之中；与此同时，人们假定他们也持有无数的意见，只因为它们是一些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每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都会被理解为赞同；每一个不干脆否决的手势都会被理解为肯定。这些精神上的孤独者和自由者，他们知道，人们总是把他们看作别有所求，而不是在思想：当他们一心追求真理和真诚之时，误解之网包围着他们；尽管他们心怀热切的渴望，却不能驱散笼罩在他们的行为上的偏见、牵强附会、假惺惺的让步、谨慎的沉默、曲解的浓雾。这使他们的额上布满了愁云，必须过一种虚假的生活，在这样的天性看来真是生不如死；而因此郁积的愤怒使他们变得暴躁不安、咄咄逼人。有时候，他们为了他们过分的自匿和被迫的自制而复仇。他们带着可怕的表情从他们的洞穴中爬出；而后他们的言行是爆炸性的，他们很可能毁在自己手上。叔本华就是这样生活着的。正是这样的孤独者需要爱，需要那样的同伴，在这些同伴面前他们可以像在自己面前一样自由自在，和这些同伴在一起他们不必再痉挛于沉默与伪装之间。你们夺走了这样的同伴，致使危险陡增；亨利希·冯·克莱斯特便毁于这无爱的生活了，而对付非凡之人的最可怕手段就是这样地把他们深深逼入自我之中，使他们的每一回复都变得愈加狂暴。毕竟总是存在着一位半神，他承受住了在如此可怕的条件下生活，胜利地生活；倘若你们想听他的孤独之歌，就请听贝多芬的音乐吧。

  这是笼罩于叔本华的生长过程的第一种危险：孤独。第二种是：对真理的绝望。这一危险伴随着每一个以康德哲学为出发点的思想家，只要他在受苦和渴望方面是一个更完整更有活力的人，而不只是一架啪嗒作响的思想机器和计算机器。现在我们都很明白，符合这个前提反倒是一件令人惭愧的事情；真的，在我看来，康德好像仅在极少数人身上深入了骨髓，化作了血肉。虽则我们频频读到，据说自这位沉静的学者发难以来，在一切精神领域都爆发了革命；但是，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从这些人身上我看不出此种迹象，在任何一个完整领域能够发生革命之前，他们自己本该首先被革命的。一旦康德开始发生一种广泛的影响，我们只能在一种具有腐蚀和瓦解作用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形式中有所觉察；唯有那些最活泼也最高贵的心灵，因为不堪忍受怀疑，在他们身上取代怀疑的便会是那种震撼以及对一切真理的绝望，例如正像亨利希·冯·克莱斯特读了康德哲学所感受到的。他曾经以他那种扣人心弦的风格写道：“最近我认识了康德哲学——而我现在一定要向你传达其中的一个思想，并且无须害怕它会使你受到如此深刻而痛苦的震撼，一如我受到的那样。——我们不能断定，我们名之为真理的东西究竟真的是真理抑或只是我们觉得如此罢了。倘若是后者，则我们此生所积累的真理在死后便荡然无存了，而为获得一笔我们可以带入坟墓的财富的全部努力都是徒劳的。——如果这个思想没有刺伤你的心，那么，请不要嘲笑在最神圣的内心深处感到被它刺伤了的那个人。我的唯一目标、我的最高目标沉落了，我一无所有了。”是的，何时人们又能像克莱斯特这样自然地感受，何时他们又主要凭自己“最神圣的内心深处”来衡量一种哲学的意义？而这是极其必要的，如此方能估计，在康德之后，正是叔本华对于我们能是什么——是一位向导，他带领我们走出怀疑主义的不满或批判哲学的无为之洞穴，登上悲剧观照之天穹，那浩渺无际地绵亘在我们头顶之上的繁星闪烁的夜空，而作为先行者，他为自己指引了这条路。他站在整幅生命之画面前，解释它的完整的意义，这便是他的伟大之处；而那些太机敏的头脑却不能摆脱一种谬见，以为只要详尽地研究画这幅画所用的颜色和材料，就已经在接近对画意的解释了；其成果也许是指出，面前有一块纵横交错编织成的亚麻画布，上面有一些无法弄清其化学成分的颜料。为了理解一幅画，必须对画家有所了解——叔本华懂得这一点。然而，现在整个科学行业却都致力于了解那画布和颜料，而不是理解画本身；的确可以说，一个人唯有统观生命和存在的整体画面，才能利用具体科学而又不受其害，因为没有这样一幅指导性的整体图画，它们就仅是一些绝不能引导我们达于终点的线条，只会使我们的生命历程越发迷离混乱。如上所述，叔本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追踪这图画，一如哈姆雷特之追踪幽灵，不像学者那样舍本求末，也不像狂热的辩证法家那样沉湎于概念的经院哲学。所以，对一切冒牌哲学家的研究之所以有意思，只是因为借之可以看到，在哲学的大厦中，他们立刻就陷在那样一些地方了，在那里他们得以博学地赞同和反对，得以苦思、怀疑和辩驳，他们因此而违背了每种伟大哲学的要求，即作为整体始终只是说道：这是生命之画的全景，从中学知你的生命的意义吧。以及反过来：仅仅阅读你的生命，从中理解普遍生命的象形文字吧。而对叔本华的哲学也始终应该首先做如是解：个体化的，由个人仅仅为了自己而建立，以求获得对自己的不幸和需要、自己的局限之洞察，并探究克服和安慰的手段，它便是弃绝自我，服从最高贵的目标，首先是正义和怜悯之目标。他教导我们在对人类幸福的真实促进与虚假促进之间做出区分：不论财富、名声还是学问都不能使个人摆脱对其人生之无价值的深深烦恼，对这些东西的追求唯有靠了一个高尚的光芒普照的总体目标才有意义，这就是获取权力，借之补救躯体，成为对躯体之愚昧和笨拙的永恒矫正。尽管一开始也只是为了自己；但通过自己最终是为了一切人。当然，这一努力骨子里是导向听天由命的：因为归根到底，无论在个人还是在人类，有什么东西、又在多大程度上还能被改善呢！

  当我们把这些话用在叔本华身上时，我们恰好触及了他面临的第三种也是最特殊的一种危险，它隐藏在他的天性的整个建筑和骨骼中。每个人都常常会发现自己的局限性，不论是在他的天赋方面还是在他的精神意愿方面，而这局限性使他充满渴望和忧伤；正像他出于罪恶感而渴望成为圣徒一样，作为理智的存在物，他也怀着成为天才的至深愿望。一切真正文化的根子就在这里；而一旦我在其中悟出了一个人想使自己作为圣徒和天才转世的渴望，我便明白，人们不必是佛教徒就可以理解这个神话。在学者圈子里或在所谓有教养人士中，只要发现不带此种渴望的天赋，我们就会反感和厌恶；因为我们预感到，这种人由于其整体的精神素质，不但无助于反而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和天才的产生——后者正是一切文化的目的。这是一种僵化状态，其价值相当于那种平庸、冷漠、自以为是的品德，这种品德与真正的圣洁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叔本华的天性包含着一种罕见的、极其危险的二重性。很少思想家如此适度而又无比明确地感觉到天才在自己身上活动；而他的天才向他预示了最高的成就——没有任何辙沟比他的犁铧在现代人类之土地上划出的更深了。他如此充分地了解自己天性的一半，不受欲望的支配，他如此伟大尊严地担负着一个胜利的完成者的使命。他的另一半则满怀热烈的渴望；我们知道这一渴望，因为我们听说，当他看到La Trappe（特拉普修道院）的伟大创立者朗塞[插图]的雕像时，目光痛苦，转身说道：“这是仁慈的事业。”天才更深地渴望神圣，因为他站在他的瞭望台上，比常人看得更远更清楚，看到了认识与存在的和解，看到了那个和平的、否定了意志的领域，看到了印度人所说的彼岸。但是，奇迹恰好在这里：叔本华的天性居然既没有被这渴望毁坏，也没有因此变得僵硬，它该是怎样地神秘莫测和坚不可摧。此中的意味，每个人都将按照自己的本性和容量来理解。不过，我们中没有人能够完全地、充分地理解他的天性。

  我们愈是深思上述三种危险，便对此愈是惊奇：叔本华以何等充沛的精力抵御了它们，他从战斗中返回时又是何等健康正直。尽管带着许多疤痕和明显的伤口；而且他的声音也许有些干涩，有时还太富于挑衅性。他自己的理想甚至超过了最伟大的人。不管有多少伤疤和瑕疵，叔本华肯定可以成为一个榜样。是的，我们不妨说：正是他身上那种不完美的、太人性的东西，吸引我们在最人性的意义上和他靠近，因为我们把他看作一个受苦者和难友，而不只是一个凛然不可近的天才。

  威胁着叔本华的这三种由素质造成的危险，同样也威胁着我们所有人。每个人在自身中都载负着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独特性，以作为他的生存的核心；而一旦他意识到了这种独特性，他的四周就会呈现一种非凡者特有的异样光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因为如上所述，他们是懒惰的，而在那种独特性上则系着一副劳苦和重任的锁链。毫无疑问，对于戴着这副锁链的非凡之人来说，生命就丧失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对它梦想的几乎一切，包括快乐、安全、轻松、名声，等等；孤独的命运便是周围人们给他的赠礼；他想在哪里生活，哪里就立刻会出现荒漠和洞穴。现在他必须留神，切勿因此而屈服，变得愁眉苦脸、意气消沉。为此他不妨在自己周围摆上勇敢卓绝的战士们的肖像，叔本华便是其中之一。可是，威胁着叔本华的第二种危险也并不罕见。到处都有一种天生目光敏锐的人，其思想偏爱走辩证的双轨道；如果他不慎失去了对自己天赋的控制，那么，他就很容易毁掉自己的人性，从此几乎只在“纯科学”中过一种幽灵般的生活；或者，由于他习惯于在事物中寻求支持和反对的证据，就变得从根本上怀疑真理，只好没有兴致和信任地活着，总是在否定、质疑、破坏、不满，希望刚刚露头，失望就接踵而来：“即使一条狗也不愿意这样生活下去！”[插图]第三种危险是僵化，包括道德上和智力上；一个人扯断了联结他和他的理想的纽带；他在相应的领域内不再生长和结果，他在文化的意义上变得贫弱或无用。他的天赋的独特性变成了不可分、不可传达的原子，变成了冷却的岩石。一个人可能毁于这个独特性，正如可能毁于对这独特性的畏惧一样，毁于自我和自我的放弃，毁于渴望和僵化。说到底，活着就意味着冒险。

  除了因叔本华所赋有的整体素质导致的这些危险外，不论他生活在哪个世纪——还存在着由他的时代加于他的危险；为了把握叔本华的天性的示范和教育意义，对素质性危险和时代性危险加以区分是很重要的。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位哲学家巡视存在的眼睛：他试图重新确立其价值。因为做事物之尺度、货币、重量的立法者，乃是一切伟大思想家的真正使命。他一开始所看到的人类竟是一颗弱小并且虫蛀的果实，这必定使他遭受了怎样的挫折！为了对存在公正，他必须把多少东西添加到现代的无价值上面！如果说研究先辈或异族的历史很有价值，那么，对于哲学家就尤其如此，他要给整个人类命运下一正确的判断，因而不只是平均的命运，而首先是个人或整个民族可能获得的最高命运。然而现在，种种现代事物近在眼前，影响和支配着眼睛，哪怕这位哲学家并不愿意；于是在算总账时，它们就被不由自主地高估了。所以，哲学家必须在与别的时代的区别中估价他的时代，并且，当他为了自己而克服当代性时，也必须在他所描绘的生命之画中克服当代性，亦即使之难以辨认，仿佛被涂盖住了。这是一项艰巨的，甚至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古希腊哲学家们关于存在价值的判断远比现代人的判断有内容，因为他们看到和亲历的生活本身就十分绚烂丰满，他们也不像我们的思想家，其感觉会因求生命的自由、美、伟大的愿望和求真理——它只问存在究竟有何价值——的冲动，因两者的分裂而迷离失措。恩培多克勒[插图]生活在希腊文化生命力最旺盛充溢的时代，知道他关于人生说了些什么，对于一切时代始终是很重要的；他的话一言九鼎，在那个伟大的时代，其余任何一个大哲学家都没有说过一句与之相忤的话。他只是说得最明白而已，可是实质上——只要张开耳朵倾听，他们全都说过同样的意思。如上所述，一个现代思想家总是受那未实现的愿望折磨，他会要求人们首先向他重新显示生命，真正的、血红的、健康的生命，随后他才能对之下自己的判决。他坚持认为，至少他自己，在自信能够做一个公正的判官之前，必须先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现代哲学家之所以属于生命和求生命的意志的最积极支持者之列，他们之所以从其疲惫的时代渴望一种文化、一种神化的肉体，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这种渴望也是他们的危险，在此渴望中，生命的革新者与哲学家——亦即生命的判决者——进行着搏斗。不管谁胜谁负，将都是一种同时包含着失败的胜利。叔本华怎样逃避这种危险呢？

  如果每一个伟人都宁愿被视为他的时代的嫡子，始终比一切普通人更加强烈和敏感地因时代的种种缺陷而痛苦，那么，这样一个伟人反对其时代的斗争似乎只是反对他自己的一场荒唐的自杀性斗争。不过，仅仅似乎如此；因为在时代之中，他反对的是那阻碍他成其伟大的东西，对他来说，成其伟大也就是自由地、完全地成为他自己。因此，他的矛头所指正是那种虽然在他身上，却并不真正属于他的东西，亦即那种把不可混同、永远不可统一的东西掺和在一起的做法，那种把时代特征错误地焊接到他的不合时宜的天性上去的做法；所谓时代之子终于显出原形，原来只是时代的养子。从少年时期起，叔本华就已经反抗时代这个虚假、浮华、渺小的母亲，他仿佛把她从自己心中赶走，借此而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净化和升华，在原本属于他的健康和纯洁中找回了自己。所以，叔本华的作品可以用作时代的镜子；如果在它上面一切时代特征被清晰地显现为把人扭曲的病态，诸如消瘦和苍白，空虚的眼神和疲惫的面容，因养子身份所受的苦难，那么，责任绝不在镜子不好。在他身上，对坚强的天性、对健康单纯的人性的渴望也就是对自身的渴望；一旦他在自己身上战胜了时代，他就必定瞪着惊奇的眼睛，同时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天才。此时此刻，他的本性的秘密向他揭晓了，时代这个后母向他隐瞒他的天才的企图被挫败了，神化的肉体之王国被发现了。现在，当他把无畏的目光投向“生命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个问题时，他不必再谴责混乱苍白的时代及其伪善暧昧的生活了。他胸有成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找到并且实现比这种时行生活更高尚纯洁的生活，而凡是仅仅依据这种丑恶的形态认识和评价存在的人，都对存在做了极不公正的事。不，现在天才已被唤醒，要看一看它，生命的最高果实，能否为一切生命进行辩护；光荣的创造者理应回答这个问题：“你发自内心地肯定这存在吗？它使你满意吗？你愿做它的辩护人和拯救者吗？因为只要从你口中说出一声诚心诚意的‘是的！’——这深受诅咒的生命就能得到解放。”——他会怎样回答呢？——恩培多克勒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