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载历史的传统悠久，方式多样，有正史、县志、家谱等体例，有纪传体、编年体、断代体、通史等体裁。古代的文化普及程度有限，朝廷史官记载历史，主要是给君王看。司马迁的自序说，史记的主题就是王道，也就是治国之道。有趣的是，史记为后人所称道，不是因为王道，而是其中的文学性。如今王道已死，再读史记，所求无非趣味，不然呢？
古人记载历史的初衷，有人要明辨是非，比如孔子，有人要以正视听，比如乾隆，归根结底都为王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姓的世道在等而下，说不说无所谓的。所以，想在古史中了解生活的真相，基本是妄想，要靠猜。
文学书写的历史更加引人入胜，因为鲜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后人读史，读的是感同身受，真相反在其次，何必较真？读史的不二法门是把玩，就像三国演义，推演之下，才能设身处地进入历史，感受其中三昧。历史最大的作用是认同，不把玩历史，何以谈传统，不懂得传统，何以有认同？
近代以来科学之风日渐，历史终成学术，可以随意讨论了。历史教科书却有些尴尬，既不是学术，也不是文献，该怎样归类？现有历史课本的编排，基本沿用传统的断代体，讲述着朝代故事，这样做，其实问题很大。
对待基础教育，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灌输知识，培养有用人才。一种是启发认知，培养健全人格。读书做官的传统，来自科举制，与培养人才的功利教育一脉相承，成人眼里的有用，孩子未必适用。基础教育应去除功利，从受教育者的需求出发，启发自我认知，培养探索的兴趣。如果不懂要什么和怎样得到它，人格从哪儿来？至于有用还是没用，以及怎样有用，这些选择，理应在人格健全之后，交给高等教育解决。
如今的历史课，因为急功近利，总想着基础教育就出人才，导致过多讲述国家史、革命史，忽略了文明史。还没有学会做人，提前去学做事，结果两边不讨好，学了十几年，再用一辈子去为做人补课，实在是不划算。
况且，断代史本来是史官的杰作，讲的是朝代的更迭和权谋，这些教育后代帝王的东西，用在课本上似乎不妥。革命讲的是颠覆，也不好讲太多吧。历史本来是人文的学术，不如还原人文的本意。所谓认同，就是要明白怎样做个中国人。好像很没用，其实最有用。
人类文明的发展，来源于伟大的发现，来源于工具的变革。没有谷物的发现，就没有华夏的繁荣。没有一系列工具的变革，中华文明不可能延续。这些东西对历史的作用，更带有根本性。所以，人文的历史，技术性是重点。至于王朝的兴衰，那是文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培养人格健全的中国人，是历史课义不容辞的责任，怎么还用帝王史教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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