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确实认识过这么一个人，还是说长年以来听什么人说起他，渐渐地才跟他熟识的。这也是有可能的，自己无从察觉地把他加入到了记忆中某个完全不熟的形象上，从而使他化身成了实实在在的我总能回忆起来的某个人。
按照我一贯的想法和友人的讲述，早在45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和一个叫汪似海的人做过同班同学。
那时候我们家在农村，我们庄大，据我所知，他们庄小。但我没去过，在一片绵延十多里地的高粱地的尽头，只小小的几户人家，依山傍水，很多年都没有通公路，有一条宽敞而又凹凸不平的泥土路，顺着这条路眺望过去，能够依稀看到几栋红瓦片的农家院落窝在一个高高耸起的小土丘的后面。以前的时候，尤其在我的印象里，由于他们村庄干什么都不方便，做发面馒头和发面面饼及打谷子，都是到我们村的前头。我们村的前头有一个保养的很好的磨坊和在周围几个村庄都小有名气的大片的打谷场。那时候据我所知，很大一片区域的人都靠这个地方活着。
记得有一年过年——那是在我已经上了小学的时候，我的奶奶拿了一只鸡回家，她跟家里说起这件事情，还嘱咐我小孩子不要没事打这只鸡，这只鸡是要下蛋的。我记得那时候，奶奶说这鸡是用磨好的粮食换的。我总觉得鸡这类家禽活不了一会儿就要死掉，用粮食换不值。那时候我爷爷就说我奶奶，说条件好的时候才养下蛋的鸡，没有东西吃哪有粮食喂鸡呀。我爷爷瞪我奶奶，我瞪那只鸡，小时候憎恨鸡是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现在回想，可能是因为觉得鸡太土太俗还自认为高雅，打扮太艳俗，看起来又很自私，不好交朋友。我奶奶说那鸡是她和别的庄一个寡妇换的，据说是丈夫跑了，留下了她和一对儿女。她说这一男一女是一胎生的，哥哥叫汪什么，在上小学。奶奶看着我，信口开河道：听人说他是咱二的同学呢。那时候我没怎么听，对奶奶的话没留下多少印象，我的心思全在我姐正在飞速把持着的缝纫机上，她在布帘子后的里屋里帮我补着衣服。
我姐比我大七岁，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她向家里提出了要求买了台缝纫机。她很爱惜，刚买来时她怀疑底座不结实，求着我爸把那台缝纫机焊在了一张泡得发暗了的大棋盘上。后来我姐有了一份新的差事，就是每天要喂那只鸡。这个后来，是在刚刚过完年我妈死了之后。
关于那段往事，我不太愿意回忆。只记得那年有人在烧黄烟草叶的废土房后面，用猎枪打死了几只听说很大的怪鸟。还有后来我和同村的几个小孩在结冰的湖面上凿窟窿，由于吵醒了在桥洞下面睡觉的乞丐被我爸骂了一顿的事。那一年很冷，冰碴结的很深，家里的大缸被冻裂了，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我到我姐的房间里还总能看到她抹眼泪。
由于很多事情，很快我对那只奶奶提回家的鸡在我家的现实已经习以为常了。可不久后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欣赏到了它被我奶奶用放在大木桶里的热水烫死的场面。还没过十五，有一天我爷爷从县里回来，是被某个城里的高官用吉普车载回来的。
爷爷用嘹亮的声音喊我和姐姐。我们走到院子里，看到一个只比爷爷年轻一点的浓眉大眼的魁梧的男的站在爷爷的旁边，穿着像卡片一样薄薄的衣服，像一个黑色的正方体，像是黑色的墓碑。爷爷让我们向他问好，我不说话。姐姐拍拍我，让我进屋去。爷爷对我奶奶说他和那个陌生人在路上聊了什么，好像是家里的古董桌，破损的黑木头的桌子，上面有奇特的花纹。小的时候我很怕那张桌子，感觉不吉利。那时候我希望这个人是来把那张桌子取走的。我爷爷让我奶奶去把那只鸡杀了，后来我跑到后院里找奶奶，看到了那只正准备死掉的鸡。我看完杀鸡后，回到堂屋，看见那个陌生人和爷爷推三堵四，我的姐姐远远的站在一旁，眼睛盯着那个人的衣服。在我的印象里，他是没有留下来吃那顿饭的，那时我出去玩了，回来时是在自己屋里吃的用小碗盛的鸡肉。小时候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不过后来那个木头桌子确实被那个人拉走了。
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撞了小孩的车就是来我们家取桌子的那个陌生男子的车，而被撞伤的孩子就是汪似海。
这事传的很广。那时候我懵懵懂懂地听到我奶奶嘴里说着：那个寡妇的儿子被人开车撞了……而那时我的班上确实有一个同学退学走了，班上人说是因为那位同学出了车祸……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内向的人，在班里尤其不爱和陌生的同学说话，连名字都记不全。后来我初中毕业，又学了一年多的维修，去天津的一家手表厂做过维修工人，还是不敢说话，后来我回到老家，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回来，见了老乡害羞。我就想，我怕是比较晚熟，家里人看样子都比较了解，也没急着给我谈对象。回村的头几天，村里有找上门来说是主动要为我说亲的。家里人仿佛都把这当做笑柄，只有我姐不笑我，怀二胎的她成天到晚坐在炕头上，有时悄么声的哼哼两声，半神经一样读着大字报和小人书。
我记得后来墙东边那位大娘过来向我介绍她的亲戚时，提到了汪似海这个人——或许是汪什么什么，没有准确的名字。她说，他是第一个咱们这片买彩色电视机的人，他家就在宝石官庄。我想起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在高粱地后面的碎红瓦组建的小村。我记得大娘那时说：他怪能，小时候就聪明，有福分。她说这个汪什么什么的人的爸爸出去过几年，到过外地去过南方，后来又把它带走了；还说他小时候，出过车祸大难不死，积了福。
那时候我奶奶她老人家已经离世了，很多东西无法考证，再者我这人对一向不熟悉的人也不会抱有什么揣测，有些事情宁愿柔和地糊弄过去，也不想锱珠必较。另外，我这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心里的想法不愿让人知道：除非那种对我而言非常紧迫的、同时我又可以以委婉的方法问得的线索，否则我是不会去询问人家的；问了，就像出现了某种生理障碍，总是会顿在嘴边。
后来，我有两次机会把我那时候所认识的汪什么的故事安排到我所看到的形象身上。一次是在我的婚礼结束之后，在婚礼结束当天直到许多天，我才在友人们陆续的交谈中发现，当天在婚礼上我所忽略的某个陌生的形象可能就是汪似海；那是汪似海第一次惊扰我……人们弄错名字和人脸一般是比较正常的，然而我弄错的可以是故事、他的形象和他的名字，况且连他的故事和介绍都是拼凑起来的。有时候能够感觉到自己身边的人在说的就是他，毫无疑义，只是这并没有什么用，却渐渐地成为了我的一种疾病。
后来，我记得是在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我在县城郊区新建的火车站等列车晚点了的妻子。那时候我结婚应该有了几年，我的妻子是个兽医，个子不高，小脸，脸颊和身子尽管并不白净但很匀称，有一双瞳孔很小的大眼睛；她很少说话，也不怎么会笑，说话时声音很小，但笑起来很动人。那次她回家看爹娘回来时列车晚点了，我走过熙攘的人群，在可以看到月台的露天面馆的餐桌前落座，要了一碗面。对坐有个我看着很眼熟看我也很眼熟的男人，我和他说了一会话，聊了新火车站，又聊了聊计划生育，我说我有个姐姐，生了三胎了，他笑了笑。我们彼此说话不多，但感觉很亲和，他一直在剪指甲，而我一直一边吃着面一边望着月台一边听他说话。吃完面，我们到新火车站的卫生间参观了一遭，一列火车到站了，出来时，我们背向走掉了，妻子从后面拍我，我看了看时间。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在我盯着表盘上的表针的时候，离我见到过那位在我的印象里的汪似海也就过了几秒钟。这一点是我后来才发觉的：
——我妻子问我：“你和汪似海认识啊？”
“汪……？”我心想，问她：“谁呀？”
她说：“刚刚，就那个人，在你这走掉的人啊。”
我问妻子：“他叫汪什么？”
妻子说：“你忘了，他来过咱们的婚礼。”
我还真切地记着那个时候我想起来了什么，在那同时我还回想起来在我结婚不久的时间里被我身边的人挂在嘴边的那个参加过我婚礼的汪似海，那个有人说是“去过南方，住在宝石官庄”的人、那个有人说是“小的时候生活困苦，不知是什么原因小学都没有上完”的人、那个“有个跟他同岁的姐的叫汪什么什么”的人。
那时我把我的妻子拉到站台的一边，问她那个汪似海是不是那个家住宝石官庄、是龙凤胎、小的时候还出了车祸的那个汪似海？他好像还是我小学同学。她说她不知道，她说她真不知道，她说她只知道这个人去过非洲徒步穿过沙漠活着回来了；我瞠目结舌、皱紧眉头，满是诧异地盯着她大眼睛里又小又黑的瞳孔。结果她笑了。
后来，一切都像悄然消失、荡然无存了一般进入了下一个阶段。我身边的一切仿佛心照不宣地对他都保持了沉默，和我之前所接触到的他的方式恰恰相反，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更别说亲眼见到他。可我也经常怀疑这是一种错觉，怀疑我还在接触他，怀疑他依然在用我目前尚不能察觉的线索惊扰着我。
如若是旁的问题，这么些年，我也许早就忘了，唯独这件事情，这个人，从那个如今已经遥远了的年关，透过滚滚流淌去的年岁、透过我坐着的藤条座椅，沿着我脆弱的膝盖的缝隙侵袭而来，就像清晨的暴雪一样，梳理过我颓烂的脊背。我已经不再像童年的时候那样对他保有纯粹的好奇。我怀疑我在像一切吃力的老年人那样，正在用一根墨囊里没有了墨水的钢笔去顿笔写下一个“人”字。
2020/12/5
赵其琛 于沂南斗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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