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先后共传16帝，以清朝官修史书《明史》记载的情况来看，怪胎皇帝可谓奇葩扎堆，譬如，“蛐蛐皇帝”朱瞻基、“俘虏皇帝”朱祁镇、“木匠皇帝”朱由校、“道士皇帝”朱厚熜等，仿佛明朝皇室简直就是群魔乱舞的集散地，似乎明朝的皇帝足可与“禽兽王朝”的北齐君主相提并论。
但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我认为未必。
以明宣宗朱瞻基为例，朱瞻基是明仁宗朱高炽的儿子，朱棣的孙子，在朱瞻基很小的时候，由于其聪明伶俐，朱瞻基深得朱棣的喜欢，甚至患有足疾的朱高炽继承皇位也与这位皇太孙朱瞻基有着密切的联系。
尤其是皇太子朱高炽与皇子朱高煦陷入白热化的夺嫡之争，朱棣差点有废朱瞻基而立朱高煦的念头时，解缙的一句“好圣孙”顿时让朱棣下定了决心立朱高炽为皇位继承人。
雄才大略的朱棣行事果决冷酷，对于皇太孙朱瞻基的喜爱并非完全源自感情，而是他认定朱瞻基有着过人的智慧和谋略，将来大明的天下传位给他，定会国泰民安，从这点来分析，朱瞻基并非是无能之辈。
而另据清人编纂的《明史》对其评价的情况来看，朱瞻基虽在位仅有十年，但史书给出的评价却是“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
由此可见，朱瞻基有着不俗的治国能力，虽然朱瞻基喜好斗蛐蛐，但对于皇帝来说，这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仅仅以皇帝的喜好而给出个“恶评”显然与史不合。
在清朝官方修订的史书中，清廷为了竭尽全力抹黑明王朝的皇帝，大凡都会沿袭此种套路给某某皇帝冠以恶名，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纵观明朝276年的历史，皇帝如论何种昏庸，国家却依旧沿着稳健的步伐向前发展。
而反观清朝12帝，自皇太极改国号至废帝溥仪退位，清朝皇帝似乎除了康雍乾值得称道外，其余皇帝并没有太大的作为，当然，清朝皇帝在治国理政方面极其刻苦，也对自身有着非常苛刻的要求。
根据《清代起居注册》等相关史料记载，清朝皇帝每天早晨5点钟天不亮就起床读书，一直读到7点开始进膳，到了9点至11点开始在乾清门或养心殿批阅奏章处理朝政，然后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下午1点继续批阅奏章处理国家大事，这是清朝皇帝日常生活规律。
而换上雍正皇帝这类的工作狂，除了按照惯例勤勉工作，甚至经常整个通宵达旦的处理奏章和国事，以此来看，貌似清朝皇帝的个人能力要远远高出明朝皇帝。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就曾说过“不会休息的人也不会工作”，这句话点亮了工作效率的核心亮点，工作毕竟是讲求效率和实际效果，发了疯似的变态工作，未必就可以取得突出的工作业绩，而从满清276年的统治情况来看，有清一朝，值得称颂的也就康雍乾三个皇帝还算称职，尤其是清朝越往后皇帝的个人能力越呈现直线下滑，甚至到了晚清几近亡国前，想一门心思做点事情的光绪帝却被慈禧掣肘畏葸不前，最终死于非命。
以此来看，清朝皇帝勤勉有余而能力显然不足，明朝皇帝看似荒诞，但整体来看个人能力远超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满清。
执政水平
如果从执政水平看来，明朝前期以明宣宗朱瞻基为分水岭，大明前期的皇帝基本靠一人来主政天下，何谓“独断天下”？简单来说，在朱瞻基以前的皇帝都是拥有绝对的权威，皇帝说一绝不说二，而这种“一人秉政”的政治格局在明宣宗朱瞻基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朱瞻基即位时，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加强，皇权与内阁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拔河”拉锯战，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皇权与相权历来是无法调和的矛盾，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废除了丞相制度，然而，此后出现的内阁其权力远凌驾于丞相之上，作为皇权的唯一法定代表人的皇帝毕竟精力有限，既要遏制内阁势力的急剧膨胀，又要确保皇权的九五之尊，那么，出现一股足以制衡内阁的势力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在这种情况下，明宣宗朱瞻基设置了“内书堂”用以专门教导宦官读书认字，而在此后明朝百年历史上，宦官由此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大明政坛，而皇帝也由原来与内阁“拔河”变成了平衡内阁与宦官势力的“裁判官”。
这种看似荒谬的举措，其实是对皇帝个人精力的一种解放，而纵观此后明朝皇帝虽不乏昏聩之悲，但大明王朝却依然内沿着正确的轨道稳步发展。
可以说，这是明朝皇帝一种较为特殊的执政方法，而在分权监督领域中，皇帝既可以牢牢把控朝政确保皇权不至于旁落，同时，也能有效规避“主少国疑”和皇帝猝然驾崩等问题所带来的风险，看过《大明王朝1566》年的朋友也许会依稀记得，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但大明帝国却并没有就此完蛋，其执政水平的高超也与此莫不相关。
再说说清朝皇帝的那些事儿，清朝皇帝就个体而言，其整体文化素养确实要比明朝皇帝要高，然而，倘若就执政水平来说，清朝皇帝处理国家政事的水平确实不敢让人恭维
且不说晚清72年间，那些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糟心事儿，乾隆后期当高高在上的满清统治者自认为“天朝上国无所不有”时，西方的马噶尔尼使团却携带了大量先进火器和工业革命的成果来到东方。
而根据史料的记载，当时马嘎尔尼访华团拿着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等、一系类工业革命的丰硕成果敲开清朝上层统治阶级的大门时，乾隆皇帝居然未开一枪地作出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论断。
以这种浅薄眼光俩治理一个面积高达1316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其执政水平又能高明到何处？
倘若说清朝皇帝眼界狭隘是个解不开的死结，那么，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更应该集思广益充分听取众臣的意见慎重行事，但清朝自进入中期后，这种局面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发变本加厉。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军机处的设置，其实就清朝入关以来，清朝在很多行政制度上基本沿袭了明朝的做法，当然，内阁也成为了清朝统治者学习的重点，然而，雍正七年，雍正皇帝由于西北用兵的需要设置军机处，军机处自此成为一个完全凌驾于内阁之上的行政组织，其军机大臣更是成为了皇帝颁布政令“跪地听宣”的忠实奴才，清廷内部从此再也谈不上群臣尽忠为国畅所欲言的政治生态模式了，取而代之的却都是慈禧、奕劻、龚半伦等尽是叫多少后人愕然愤懑的“犬清蛀虫”。
对外态度
明清强不强，皇帝来罩场。翻开大明王朝276年的历史，从洪武大帝朱元璋草根起家到败家子崇祯的内部作死折腾，大明的历史画卷犹如一卷厚重的天书等待着后世的发掘。
但其中有一点可以很负责的说到，在明朝276年的兴亡史上，明朝没有哪位皇帝因为异族入侵而屈膝投降，即便在明末崇祯年间，大明遭遇内有农民起义军，外有后金势力的强势崛起，明朝中央政府始终奉行两线作战。
而当1644年，大顺农民军攻入北京城的前夕，明朝最后一任皇帝朱由检以一缕白绫吊死煤山前慨然陈词道：“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对比满清亡国后废帝溥仪甘愿充当日本侵略者的爪牙帮凶，坐上“伪满洲国”的宝座时，无数东三省的亡魂在血雨腥风中枉死哭泣的悲催场面，同样是末代亡国，前者以死明志死前念念不忘底层百姓的困苦，后者却为复国不择手段甘愿奴役中国百姓的卑劣行径，两相对比孰优孰劣昭然若揭。
放眼大明王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上，明朝皇帝始终奉行“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理念，即便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沦为蒙古人的俘虏，即便到了末代崇祯帝身死国破，却没有哪位皇帝“年纳岁币”和丢弃国土的以求得苟安的举动。
反观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前的“庚子事变”，当权者慈禧却驾起马车一路狂奔上千里如丧家之犬般逃窜西安的丑态和事后抛出的“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的丑恶言论，明清两朝当权者的对外态度可谓天地昭彰。
故此，综上所述，明朝皇帝或许个人品行和学问修养不及清朝皇帝，但忠心为国誓与江山共存亡的骨气叫多少后世清朝皇帝为之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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