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12点一刻，我从浦东机场T2航站楼走出来，准备打车回家。从机场回家的路，自己已经有两年没有打过出租车了，原因在于16年夏天，也是在晚上12点和同事在机场打车，被司机以距离太近野蛮地赶下车后，自己对于打出租车，就再也没有兴趣了。然而在当时，机场到我们的目的地，还是近140元的车费。
我习惯性地打开滴滴快车和嘀嗒拼车，然而两者皆告诉我，整改期间，晚上11点之后暂停提供服务。随着人流走出机场，整个机场就像刚被丧尸袭击过一样，充斥着招徕乘客的黑车司机。我没有搭理上来拉客的一个个大嗓门，我知道自己不是他们的目标客户，也不愿意和他们有任何的接触，这是中国完全没有被监管到的司机群体，也是犯罪率最高的司机群体。
在机场转了不知道多少圈，尝试过不知道多少种打车方式之后，我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了。在手机上下单，只有不在服务中的快车和有抢单无应答，也不主动取消的出租车。在机场，只有出租车、去市区地机场巴士和黑车。我似乎别无选择了，这个点，也不可能有人开车来接我，虽然对出租车不报任何希望，很有可能还会有一场大争吵，但没办法，自己只能乖乖去出租车乘车点排队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后，自己到了家。
似乎这就是滴滴给民众的道歉吧，这似乎也是媒体和大众愿意看到的一种道歉形式。这种道歉，和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一样，破坏已有的规则，然后满足一下民众的心理“有人为此付出代价”了，似乎就可以风头过去了。
然而，那次温州动车事故，让中国高铁整整六年低速行驶。这两次滴滴顺风车事件，也终将让互联网出行全面倒退。
但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始终没有被公众、媒体和中国企业重视。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安全设计存在漏洞的高铁，我们要始终盯着速度不放，如果安全有漏洞不解决，难道时速200km/h的碰撞，就不会成重大事故了吗？
我同样不明白，明明是审核弄虚作假、对司机管理失责、甚至故意造假的滴滴，在其野蛮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充耳不闻，直到最近久积成疾，我们的媒体和公众才开始“站在正义的一边”，对滴滴口诛笔伐。
每一个事件过去之后，除了受害人枉死之外，我们的社会又会去酝酿新一轮的新闻热点，又有几个人，会成为又一个唯KPI论的企业反省的基石。
我相信一个讲些许情怀的企业，总会比一个讲效率的企业做恶少一点。
讲效率的企业，他们的考核目标只有一个，KPI，为公司节省了多少成本，多带来多少收益，却不惜伤害客户体验，甚至客户的权益和安全。如滴滴精简后的客服，永远不会及时响应你的紧急问题，嘀嗒甚至都很难找到客服入口；为了留住出租车司机，对于违规的司机，无论你举报多少次，他们都舍不得给司机些许的惩罚甚至警告；为了占有市场，一开始滴滴是对外地车套用假的本地车牌混过审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另一家快车公司在上海宣传时，它甚至不息自己帮助车主造假，那时候，你会看到成批的快车，除了本应有的“沪”字变成了“皖”字之外，其余数字和APP上登记的一模一样。这样的只有市场，只有效率，而把其他放置一边的企业，怎么可能不会出现今天的问题呢？
不由地，我们会怀念Google，也许，把“不做恶”放在口头的公司，才勉强能懂得什么叫“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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