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弘磅礴的历史，是不同政体的延续和更替，是无数历史人物的纷争，到最后，都是力求不断发展壮大的稳定的前行之路。
作者说:历史必然向前是真理，要想做历史的主人公，需要做到的是尽快解决和摆脱不好的偶然，把好的偶然引向必然。
王政时期的罗马：
1.公元前13世纪，特洛伊城沦陷，罗马人的先祖，埃涅阿斯，流浪至罗马帝国。
公元前753年，罗慕路斯建立了罗马王国。
2.七位国王，总结地说，即是在适当的时候，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3.罗马享有如此有利的自然条件，而当时强盛的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却没有去占领，给了罗马人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希腊人注重海洋，伊特鲁里亚人发展商业，更喜欢把城市建在利于防守的山上。罗马有七座山丘，并不险要。
4.一开始，国家的权力板块为：国王，元老院，市民大会。
“有利于民众的幸福，那就是善政。”稳定三角的权力关系，是国家稳定运行的基础。
5.不断同化被征服者，给予自由的市民权力，甚至可以进入元老院或当独裁官。
6.多神教（不祈求诸神来纠正人类的行为道德，希腊神话中可见多神教中的诸神有着和人类相同的缺点），在于罗马人具体而现实的性格。认可他人的神，意味着认可他人的存在。
法律，在不同教派信仰的人之间、在没有共同价值的人之间能发挥其作用。
正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才需要有法律。
7.阿皮亚大道-笔直的道路对敌人来说也很方便，确实符合古代罗马人典型的外向型性格；塞尔维乌斯城墙-2500年过去，这座城墙的断壁残垣，依旧在。
共和政体时期的罗马：考察团出使希腊，罗马没有模仿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也没有模仿强大的斯巴达。
1.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入侵，罗马人跌入谷底。
2.那时的雅典，“直接政治民主”，在伯里克利统治的30年来达到鼎盛。
他曾说：
“我们雅典人无须羡慕任何其他国家的政体。我们的政体不是模仿他国得来的。我们的制度要成为别人的模范。
我们不学习他们通过非人的残酷训练来应对考验，我们用每个人所具备的能力，即决断力，来应对考验。我们的勇气不是产生于法律的要求，而是源于每个雅典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各自的行为准则。
我们爱美，但我们有度；我们尊重智慧，但绝不迷恋于此；我们追求财富，但我们只会尽可能地利用它，而不以此炫耀。在雅典，贫穷不可耻，可耻的是不为脱离贫穷而努力。
我们尊重个人利益，却是为了更加关心公共利益。”
但，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国家。
3.那时的斯巴达，只产战士什么都不产，留下赫赫有名的一个词-“斯巴达式的”。
4.而罗马，"考察一个正处于鼎盛期的国家，却不学习他们的优点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作者给出答案说：“也许罗马人认为，维持秩序无须像斯巴达那样剥夺一切自由，保卫国家不必像斯巴达那样倾全力培养士兵。
我想，他们或许也注意到了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很适合防守，却容易阻碍发展。斯巴达虽然有秩序，却没有精神上的自由。”
罗马兴盛的要因，三位希腊人，狄俄尼索斯提出的宗教见解说（承认其他宗教就是承认别的民族）、波利比乌斯提出的政治体系说（独特的政治体系，罗马消除了国内的对立关系，建立了统一的体制），以及普鲁塔克的同化其他民族的做法说（关键在于他们采取同化失败者的生活方式），都反映了在那个时代无疑是特例的罗马人的开放性格。
这开放的性格，似是与生俱来，实则是一代又一代权力更替时不觉留下的可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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