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剑桥，我还在呼吸着古老真实的历史气息，我知道会有德鲁的来信，冲上楼，急着查看电子邮件。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看见的确有德鲁的来信，还有一封信来自另一个人：我姐姐。
我打开奥黛丽的消息，长长的一整段，没有多少标点符号，有很多拼写错误。起初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不规范的语法上，以为它们会削弱文本的声音，然而那些文字非但没有被掩盖，反而像是从屏幕上对我大喊大叫。
奥黛丽说，多年前，她就该阻止肖恩。这样，在她之后，我就不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她说，小时候，她想告诉母亲，寻求母亲的帮助，但她觉得母亲不会相信她，她说的没错。结婚前，她噩梦连连，记忆闪回。于是，她告诉了母亲，母亲说那些回忆都是假的，不可能的。我本该帮你。奥黛丽写道，但是我连我自己的母亲都不相信我，我也就不再相信自己了。
她说她要纠正这个错误，她写道：我相信，如果我不去阻止肖恩伤害他人，上帝会追究我的责任，她要和他以及我们的父母当面对质。她问我能否和她站在一起，不管有没有你，我都会这么做，但是没有你，我可能会输。
我在黑暗中坐了许久，我恨她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感觉她把我从一个生活快乐的世界里拽了出来，重新拉回另一个世界。
我写了回信，我告诉她，她说的对，我们当然应该阻止肖恩，但我让她先按兵不动，等我回爱达荷州再说。我不知道我为何让她先等等，等一段时间会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与父母交谈会有何结果，但直觉告诉我情况不妙。只要我们还没有问，就有可能相信他们不会放任不管。告诉他们这些，是在冒险难以想象的风险，意味着我们心里明白，他们早就知道此事。
奥黛丽没有等待，甚至一天也没有等，第二天早，她给母亲看了我的电子邮件，我无法想象那次谈话的细节，但我知道，对于奥黛丽来说，把我的话摆在母亲面前，一定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她终于可以说：我没有疯，这事也发生在塔拉身上。
那一整天，母亲都在思考这件事，然后她决定听我亲口说出这些话。那是爱达荷州的傍晚时分，英国已近午夜。母亲不确定如何拨打国际长途，便上网联系我。屏幕上的文字很小，局限在浏览器角落的一个小文本框里，但不知怎的，它们似乎吞噬了整个房间。她告诉我，她已经读了我的信，我鼓起勇气，做好了她发火的准备。
面对现实是痛苦的，她写道，意识到有丑恶的东西存在，而我对此视而不见。
这些话我读了很多遍，才明白。我意识到：她没有生气，没有责备我，也没有试图说服我那不过是我的想象，她相信了我。
别自责，我告诉她，自从那次车祸后，你的思想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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